民国肇建后，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1866—1925），极力反对将首都建于北京，理由之一即北京若为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203]换言之，东交民巷这样的国耻，不应存在于一国之都。当1928年建都之争再起时，吴稚晖也曾以同样的说法，回敬主张国都续留北京的冯玉祥，让冯氏哑口无言。[204]东交民巷使馆区成立后，各国陆续将区内之地，租给洋商经营，外商银行、洋行、工厂、饭店、教堂、医院、学校、俱乐部、邮电局、通讯社等设施，逐渐林立。这些均属自由营业的机构，到30年代中期时，达九十余家，既提供各使馆大使、参赞、代办、武官、秘书、随员及其家属子女的生活与消费需求，也连带刺激更多外人来此发展，使北京城外侨数目渐增。[205]不只居住在东交民巷的外侨可谓特权阶级，就连专门服务他们的百余名洋车夫，也属于洋车夫中的特殊阶级。他们的洋车须在该区内的巡捕局登记，领有牌照，称为牌车，车身颜色与一般拉中国客人的车色不同。[206]这些专门伺候洋人的车夫们，得会说或听点英语，有时还顺便充当外侨的导游。[207]
除了东交民巷之外，另有些侨民散居在城郊各区，其中以东城的内一区最多。1912年时，京师内、外城已有外侨三百六十八户，共九百三十五人，分属美、德、法、英、俄、瑞典等十六个国家。[208]1917年时，全城约有一千五百二十四名外侨，以日侨为数最多，约占40%，其次为美、英、德等国人。[209]当南京国民政府先在1927年成立，后于1928年夏确立定都南京后，列强见大势已定，先后承认南京国府政权，各国使馆也相继南迁，使东交民巷成为没有使节入驻的地区，形同特殊的公共租界，仍由外国控制。[210]此后的北平外侨人数，除1929年略降之外，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表1 北平外侨户口统计表（1928—1946）[211]
由表1可知，故都北平时期的外侨，从两千多人缓慢增加到五千多人。该市的侨民来源众多，除了原先驻节北京的各邦交国之人民外，还来自希腊、丹麦、瑞典、瑞士、捷克、芬兰、波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巴西、秘鲁等美洲国家，以及印度、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212]根据《晨报》于1933年9月的相关报道，旅平的外侨来自三十一个国家，人口最多者为日本、美国、朝鲜与英国，其余各国都不到百户。[213]
至于北京外侨的职业，在国府迁都前，主要为使馆人员及其眷属、商人、传教士与研究人员。[214]迁都后各国使馆逐渐撤离，相关人员随同南行，北平外侨的职业身份更形多元。1935年的北平公安局户口调查显示，外侨中无业者最多，占全市外侨人口约33%，其次为“其他”占32.3%，再其次为“自由职业”，占10.8%，从商者则有4.6%。[215]官方统计显示的无业者，或许是外侨眷属，因此有无职业与其消费能力并不成正比。至于“其他”与“自由职业”两类，征诸其他史料，应广泛包括传教士与各种专业人员（如医师、兽医、教员、理发师、舞者、裁缝）等。[216]此外，故都北平时期学校林立，文化荟萃，在该市从事学术教育与新闻传媒事业者也不少。[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