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美，就美在一个“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处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几家。人民古朴，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住在上海，广州一带的人……说到古风古俗，大抵都要鄙视。这种人是不能了解古都北平的。也不能算是代表的中国人。一个代表的中国人，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24]
钱歌川以旅人的身份，将赏鉴北平古香古色的能力，作为评判真正中国人的依据，反映出他既认同北平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华，也心仪北平的古城生活。这类对北平的美誉以及寄望在故都寻找某种文化之根予以认同的心态，实与文人在摩登上海感受不到中国文化本色的“他者”情结，不无关联。[25]且愈接近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日深，愈使仍居留及（尤其是）已远离北平的文人们，察觉北平的可贵与可爱，及该城深度蕴含与展露的传统文化之美。从国族与文化认同的角度观之，在许多文人眼中，北平最能代表中国精髓，也散发出最浓郁的“故乡”人情味。[26]因此他们对北平的热切赞颂，除了反映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美化的回忆感受之外，多少也纠杂某种爱国与乡愁情绪。
除了《北平夜话》之外，中华书局在1936年出版的《北平》，对迁都后的北平生活与社会环境，同样极尽肯定之能事。[27]作者倪锡英在介绍完北平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与重要名胜之后，最后一章“北平生活印象”首段即言，北平虽不复为国都，仍残留以往皇族权贵的生活习惯，“因此在北平生活的方式，是极舒适，极大方，十足的带着官家派头”。此使他深觉生活在故都北平社会，“真如倒在一个温慈的老保姆的怀里一般”[28]。如钱歌川的《北平夜话》，倪锡英也强调，这种“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步调，始于迁都之后：
当政府没有迁都南京以前，北平的生活是正和现在南京的生活那样，含着浓厚的政治意味，而兼以人口的拥挤，住所也不舒服了。各种物品供不应求，百物就昂贵了。……在那时候，达官贵人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因为政事的烦扰，称不上安闲。而一般的市民，终天便在高昂的生活线上挣扎着，一刻也不容闲息。自从政府南迁以后……往日各种物质设备是依然存在，可是因为市面上骤然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一切的代价便全都低廉，于是一般人的生活，也随着由紧张而松缓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挣扎着。[29]
北平因政府南迁而骤失政治经济资源的窘状，在倪锡英笔下被轻轻带过；此处歌颂的，是迁都后“去政治化”的城市氛围与环境：政治紧张空气消散、帝制设施与良好服务却得以保留，供人们用“最低廉的代价”去享受“各式最新最摩登的物质设备”。故都北平与上海的“急促压迫”步调，以及内地各埠的“鄙塞简陋”相比，显然最获倪锡英青睐，并被他美化为去芜存菁的理想生活环境。[30]
对故都北平的探究与书写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化出版界持续发酵；1936年春的上海《宇宙风》半月刊，以“北平特辑”为名公开征求来稿，是为著例。[31]其征稿启事说明，将于六月刊出一特大号“北平特辑”，“征求关于北平的风光文物，衣食住行，城市个性，胡同生活，书摊庙会，花式鸟集，戏园茶馆，及一切社会民生之断片速写等文稿”，“如附与文字相关之照片图画，亦甚欢迎”。[32]短时间内，投稿回应热烈，《宇宙风》以19、20、21三期续刊“北平特辑”共三十七篇文章，来稿者包括周作人（1885—1967）、郁达夫、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1899—1966）、瞿宣颖（1894—1973）等著名文人，可谓文化精英书写北平古城生活及人情物态的大荟萃。[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