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间，两次事件促成了太庙向公园的转变。一是1924年溥仪被军阀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另一件是内务部对太庙的接管。公众也开始要求政府使用这个历史遗址。例如，一名叫潘子厚的地方商人，计划在太庙附近租10英亩空地，建造一个现代游乐园。尽管他反复地游说，引用西方国家的例子和讲述公园对公众娱乐、道德培养和公共教育的好处，但是政府仍以其提议不适合这个地区的文化氛围而拒绝了他的请求。相反，政府开放了太庙供公众参观。清朝皇族愤怒了，他们宣称“太庙不同于其他地方，太庙里安放的是我们列祖列宗的灵位。太庙一旦开放给游客，无疑会受到亵渎”。然而，政府的答复是不妥协。“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北京所有的祭坛都已向公众开放了。太庙不应该作为禁区成为一个例外。然而为了表示对前封建帝国皇室的礼貌，我们已给予进入限制，即仅仅准许中国士绅和外国参观者进入。”政府接着斥责了代表清朝皇室的代理机构。“皇室行政办公室是一个既非正式、也非合法的组织，你们直接向政府询问是非常不适当的。内务部将不会再从你处接受信函”。[40]
除了来自前封建皇室的强大抵制以外，还有另外两个抵制创建公园的因素。一个来自保守派，他们这些20世纪早期的人，却保持着19世纪的头脑，他们为从前皇家权力荣耀的一去不返而痛心疾首。他们根本不能容忍政府在前皇家祭坛或园林的遗址上修建公园，他们无法分享公园带给普通百姓的快乐。例如，余綮昌便使用“废”一词来描述公园运动中的革命性事件。余綮昌于光绪年间生于北京，曾经在清政府担任要职。在他看来有两大灾难摧毁了历史悠久的京城，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二是辛亥革命。他宣称在自己的成年时代，他目睹了本来“美丽雄伟”的京城经历了“从繁荣而衰落至颓废”的变迁。[41]虽然支持将皇室改为公共空间的言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反对这一运动的言论，但是在那些认为北京城的精髓在于这些地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来看，修建公园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另一反对力量来自建筑专家，他们宣称要保留这些历史遗迹。他们反对将前皇家祭坛和园林改造为公园的做法，因为任何变更都将削弱这些地方的历史价值。他们建议不应该将这些地方改建公园，而应将其整体变成博物馆，这样公众既可参观它们，又可保留这些历史遗迹。“保留派”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虽然他们未能阻止将大多数皇家祭坛和园林改造为公园，他们却成功地说服北洋政府将紫禁城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早在1913年，内务部长朱启钤就与清皇室内务府商谈过对紫禁城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国有化。从而，清皇室被迫放弃了紫禁城的很大一部分，紫禁城也第一次向公众开放了。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紫禁城完全变成了博物馆。直到今天，这座重要的历史遗迹几乎从未发生过任何重大改变。
20世纪早期的公园创建运动也充满了内部问题。例如，中央公园管理局指控涉及此公园修建的前官员的贪污腐败事件。据朱启钤自己说，他被控“放弃古老的规矩，侵吞公有财产”，为他自己修建豪宅。[42]1923年，董事会向内务部提交一封信，控告朱启钤和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侵吞公有财产。他们还被指控对中央公园每年10万元的收入使用不当，犯有财政渎职之过。信中声称，由于朱和吴的权力和影响，这些违反规定的行为一直被允许继续下去。在1920年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发生战争期间，对他们的指控一直没有停止。吴逃到天津避难，但在他走之前，安排了自己的人来监督中央公园。吴所安排的人，结果却是一些利用公共经费贪婪敛取财物的恶棍，他们将公园变成了一个罪犯的匿身处，赌博和其他邪恶的接收地。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公园管理委员会感到它没有权力铲除政府内的腐败。[43]虽然内务部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两人的犯罪证据，但是贪污指控却暴露了这个私人与官方共同的管理方式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享有特权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往往大于管理局内的民间成员，从而引发了公园管理阶层内部的不满和积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