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市政公所在发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宣传活动之后，迅速拟好了具体方案和进行可行性研究。然而，当真的开始进行创立公园的宏伟工程时，京都市政公所却遇到了两大困难：土地短缺和资金匮乏。首先，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已数百年之久，房地产业已经饱和。城墙之内没有大得足够建造公园的空地。当然，这并不是说北京城内再也没有开阔空间和绿树葱荫之地。从前封建王朝的祭坛和园林，例如，社稷坛和天坛，便在城内最优良的地理位置拥有大片的土地。位于北京城中心的社稷坛占地约360亩（60英亩），位于城外的天坛占地更多达500英亩。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这些地方变得杂草蔓延，脏乱不堪。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市政公所迫于寻找空间建造公园的迫切压力，才开始考虑将从前这些神圣的地方改造成公园。
这一转变似乎既具有政治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从政治上而言，京都市政公所与从前由封建政府成立的那些处理城市事务的机构有显著的不同。这个政府机构担负着改造旧的城市面貌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作为北京历史遗迹的皇家园林和庙宇应该让位于人民对公共空间的迫切需要。通过将私人园林改造为公共空间，民国政府表明了它与封建帝国旧时代决裂的决心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承诺。无论如何，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了，市政公所的官员们力争抓住这个机遇向世界表明，他们是为人民权利而执着追求，热诚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改革派。
从经济上考虑，将前祭坛和皇家园林改造为公园也是划算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具备树木花草和楼阁亭台等可以作为公园的设施。将这些空间改建为供公共使用的公园可以借用已有的资源，而不必从零开始建设。由于这一原因，在社稷坛基础上建设北京中央公园要比纽约市中央公园的建设节省相当多的钱。因为在纽约，市政府要从私人房地产投机商手中购买土地，修建各种建筑，修建大草坪，挖掘和灌注人工湖泊，等等。[29]然而，北京政府却避免了这种开创性投资的大部分。
对于市政公所如此强烈的节约意识，我们丝毫不应该感到吃惊。在20世纪初叶，缺乏资金是北京进行公共工程建设的最大障碍。市政公所有两大资金来源：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二是市政税收。后者主要来自向店铺、交通车辆、剧院、妓女和妓院、财产的出售和转让等征收的税款以及私人使用城市财产所缴纳的租金。中国在当时没有个人所得税。这一税收体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最有效地使用已有的资金，市政府必须做出某些选择。在资金方面得到优先考虑的公共建筑是清扫街道、收集垃圾、铺设和拓宽道路、修葺和维护北京城建于明朝的沟渠。由于修建公园不直接与公众健康和福利相关，自然无法与上述工程争资金。例如，主张修建中央公园的提议者就不得不面对严重的资金短缺。对这一工程的细致描述能够表明京都市政公所是如何转向民间求助从而克服这一困难的。
社稷坛是最初几个被考虑改造为公园的地方之一。将社稷坛开放以供公众参观游览的主意是由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提出来的。1913年，当北京的许多地方仍然向普通百姓关闭的时候，朱有机会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进入了社稷坛。尽管社稷坛看起来孤独荒凉，但是它那于明初社稷坛建立时栽种的参天古柏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同样重要的是，社稷坛位于北京城的中心，是一块风水宝地，城内居民前往游览比较方便。到这时，紫禁城里的行政部门已经向公众开放了；朱认为到紫禁城的参观者当然也想参观社稷坛，所以将其关闭，是对其美景的浪费。1914年（民国三年），作为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兼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主持了创建后来名为“中央公园”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