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民国政府受到西方市政管理经验的鼓舞建立了京都市政公所，而它的建立也启动了一场有力地改善城市物质环境的运动。市政公所的建立和掌权反映出了塑造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更强大的力量。在政治方面，如芮玛丽和罗威廉已指出的，太平天国后的重建引发的分权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步伐，然而软弱的政府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却被士绅集团以公共事业的名义而填充。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就试图通过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来重新集权。作为中央政府的臂膀，市政机构有效地控制了以往被士绅和商人垄断的地方事务，从而逆转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由非官僚功能替代势力渐弱的中央政府控制和管理市政事务的趋势。
在社会层面，市政公所吸纳了很多进步改革者，包括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科技官僚和新式军官的愿望。在中国和西方近代学校接受过教育的改革者更多关心的是给人们创造很好的生活福利设施的新都市，而不是保留传统规划秩序。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似乎更易接受新想法，了解更多的西方技术和城市规划，并且更多地接触他们所管辖的人民。创建公共公园成为市政公所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1914年，城市官员发起了这项公共运动。随后的几年中，市政公所的正式出版物《市政通告》成为为建立公众空间摇旗呐喊的一个重要论坛。这份两周一期的刊物发表文章，对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其他外国城市的公园进行系统的介绍。更为重要的是，《市政通告》还发表社论，致力于促进公众对北京城建设公园的意识和渴望。其中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讲道：
所以各国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为休息的定期。每一城市，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休息的定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我们中国人，从前不得这个诀窍，把藏休息游四个字丢在一边。……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
设立公园，便是改变不良社会的一种好法子。“公园”二字，普通解作公家花园，其实并非花园，因为中国旧日的花园，是一种奢侈的建筑品，可以看作是不急之务，除是富贵人家，真有闲钱，真有开心，可以讲究到此，若是普通人连衣食住都顾不上，岂能还讲究什么盖花园子？[27]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这篇社论试图传达以下几条信息。首先，近代的政府将公园和近代化与社会进步相提并论。既然公园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产物，那么中国也应该有公园。通过攻击陈旧的社会风俗，它试图创立公众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这是开化和前瞻的表现。其次，政府负有保护人民之健康和道德的责任，建设公共空间是一条改革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途径。
在巴黎（1917年），全数公园之面积已达十一万英亩（每英亩合中国六亩）；伦敦有公园十八，运动园三十九，其广袤达三千八百英亩；柏林市内公园面积现达七十英亩，此外尚有儿童的运动园。夫以各国都市土地价值之昂贵，几乎寸土皆金，乃不惜留此缺地，辟为公园，诚以公共园林之设置能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提高人们教养和城市美德和市政的美德，顾不视为娱乐之端也？[28]
最后，社论面向的是不同的读者。虽然文章所使用的语言是口语化的，但普通居民很少能读到《市政通告》，而且普通居民对创立公园也几乎无所助益。因此，这篇文章实际上面向的是精英型读者，这些读者出于道德责任感和改革城市的需要，要求建立公园。也正是这一批城市社会精英对管理和资助北京的公园扮演着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