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则是使用女招待，“听说有个电影院女招待多极了。这个影院不用说，人家也知道他们不是靠影片吸引观众，而是专靠女招待们来号召顾客的。这戏院的经理限制女招待的条件很严，如果每日每人售茶不满一元，那三天内就得开步走了。然而她们的工钱，每月不过六元。如果她们售茶不多的话，她们只得自己辞退了”[13]。有些女招待为多卖茶，就免不了与一些轻薄的顾客打情骂俏了。
舞场、影院等娱乐场所的色情因素屡禁不绝，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者的牟利意图和政府的高捐税政策发生了冲突，老板们于是不惜冒风险，借用美色多招引顾客，以图保本或盈利。
市府对各娱乐场所征收高捐税的情况，我们可举影院为例来说明。在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有关电影院的材料比较多，内容也比较详细。
表130年代中期：北平一些影院经营及纳税情况表[14]
把各影院的平均票价、放映场次和座位数（因观众时多时少，取其平均座位利用率）放到一块计算，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全年不间断，每天都放映，中央电影院一年收入约为114700元（精确到百位数），光陆电影院为291600元，大观楼电影院为29700元，飞仙电影院为69120元。上述数字还只是我们今天粗略统计出来的字面上的数字，并不代表影院当时的实际收入。因为有各种影响其收入的因素我们并未考虑在内。战争、政局变动、灾异、经济不景气、片源不济等都会造成影院一时的关闭停映。这样看来，各电影院一年的收入其实并不多，但要支付政府名目繁多的捐税，再加上各种设备的购置与维修，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其他额外开支，这就使得一些电影院面临盈利微薄甚至亏损的状况。
这一现象在舞场、戏园等娱乐场所也较为普遍，而且相比较而言，电影业的利润还要大一些。舞场、戏园靠正常营业难以盈利，就采取各种办法招徕顾客，包括舞女、**戏等色情手段。在北平市政府看来，娱乐场所存在着令其头疼的风化问题。
北平市政府对娱乐场所的风化问题有一整套审查制度，因一些审查内容，如舞女系民国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审查手段如动用社会局、警察局也有别于过去，故称之为新式审查。
按照市政府的规定，传统或新式的娱乐节目，都要经过社会局审查备案。审查通过，无伤“善良风俗”，取得许可后，才可以公开表演或放映。如有涉猥亵的，则将此剧禁演，饬令改正才能再行公演。
社会局经常派人去娱乐场所进行检查，一般来讲，天桥一带的娱乐场所中的问题较多。一个社会局的科员在报告中写道：“为呈报事。奉派检查天桥各戏棚及一切娱乐场所等因。遵即前往调查，计吉祥、凤记、丹桂、荣和、魁华、华安、三友轩等分别检查。除吉祥、凤记、丹桂、荣和、魁华所演均系徽秦旧剧、大致尚无不合外，其华安、三友二家均演评戏。计华安所演为黄爱玉，三友所演为高成借嫂。华安茶园角色表演尚无大人差之处。惟三友车轩系男女合演，猥亵不堪。女角计大香蕉、大面包二人，均系三十余岁妇人，装束妖冶，作态狎亵而词句多粗鄙不入耳，致使一般下级顾客狂呼怪叫，其势若狂，且零碎打钱。而该女角等每有向顾客随便打诨，殊属有碍观瞻。查该轩利用猥亵唱作招引顾客为日已久，而兼卖女座似更属非宜，若不严予取缔。将来影响社会风化实有不堪设想之处。”[15]
一般来说，剧本及演出内容是重点审查对象，但有时演员的服装也在检查之列。“奉派检查白玉霜所演《拿苍蝇》是否有伤风化等因，遵即前往。查该伶所演之《拿苍蝇》前半部，系秦腔班所常演之孟姜女哭长城本事，尚无不合之处。后半部剧情，系三个女性苍蝇精，迷惑两男性青年，由白伶及两女伶分饰苍蝇精，着白色卫生衣裤，长筒丝袜、红色兜肚，裤长不及膝，紧裹其身，外披翼形氅衣，由苍蝇成精起至被天兵捉拿止，除生子一幕着衣裙外，其余各场，均着上述衣饰。且全场电灯熄灭，用五色电光，照耀台上，该伶等且歌且舞，宛如**，剧情及唱词，亦均极猥亵，实有审查章程第五条乙项第二款情事”[16]。
接到社会局通告，警察局遂对白玉霜戏班进行了处罚。“查女伶白玉霜，演唱《拿苍蝇》一剧。经查前半部，尚无不合。后半部各场其剧情、唱词以及服饰、做工均猥亵，亟应停止公演，以维风化。……其女伶白玉霜，嗣后无论在何戏园，均不得演唱此剧”[17]。
当然，因国民党力行党治，北平市政府对娱乐活动的审查还包括政治审查，《北平市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规定：取缔那些违反“党义”的演出剧目。从档案材料上看，带政治色彩的演出并不多，多数剧目是感情戏、家庭戏、历史戏、神怪戏。
从娱乐场所风化审查、纠改的效果上看，有时并不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警察与老板相勾结，为不法经营充当保护伞。如西单新商场后门内，路南静轩茶社的“坤书杂耍”，其主持人姚佩然，是一个地痞流氓。他从天桥约来的“鼓姬”，即边敲鼓边说唱的女艺人金玉玲、赵金环是兼操色情业的人。她们“每日除登台奏曲外，即在该社门前招摇，施其狐媚手段，无识者流，一经入内，伊等即百般勒索。昨日有某校教员高某（辽宁人，年二十许），在该场因点曲发生龃龉，某便衣大加威吓，高即质问理由，并坚欲随行受罚。幸经在场顾客竭力排解，一场风波始平，某便衣亦潜迹遁去”[18]。
旅美学者王笛在《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出：“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笔者对此观点表示同意。只是警察等政权力量自身的文化素质有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对文化活动的特质缺乏了解，这种努力往往效果不彰。况且旧有的社会文化形态、次序很难通过行政命令、公文条例被摧毁，建立一种新文化往往障碍重重。1927—1937年的北平市政当局，也只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文化改良的工作，尽力规范娱乐文化等市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官方导向性明显，而官本位社会中人们对权威力量又习惯性慑服，再加上这些导向不乏进步性、科学性，因此北平市政当局的这些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有别于旧式娱乐的新时尚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