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尼·西格尔（JeanneSiegal）， 曼宁院长的助手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招聘委员会希望再次约见我。我不想再当一次后备人选，因此彬彬有礼地告诉她，我已决定退出角逐。 现在回想起来也够不可思议的。珍尼有较好的职业礼仪，她感谢我的坦诚，就把电话挂了。
我万万没想到，15分钟后，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彼得·佩恩（PeterPaine）给我打来电话。他解释说，其实没有几位人选进入决赛。他希望我能重新考虑退出角逐的决定。我当时震惊了，马上同意加入竞选。放下电话时，我真的感到自己似乎有望承担起这一奥林匹亚般的重任。
再次回到茱莉亚学院的感觉已完全不同。我与理事会成员和教师们座谈了很长时间。在那一整天里，只有一次被问到有关音乐的问题。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文森特·帕斯恰蒂（VincentPersichetti） 问我如何解决减七和弦的问题。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他自己就做了回答。
然而，第二天我和威廉·舒曼就音乐、纽约市的艺术和许多话题畅所欲言。舒曼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和导师。原来，招聘委员会让舒曼和我聊聊，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教育家和音乐家。我一定是说在点子上了，因为舒曼和招聘委员会主席拉夫·里奇（RalphLeach）都积极支持聘用我。
六月初，我和夫人伊丽莎白应邀到纽约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理事会见过我夫人后，就会一起投票表决。会议在位于57街9号大厦的摩根银行举行。我还记得大厦门前的9字很显眼。为宣布任命来安排媒体工作的一位特聘音乐公关人士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我们当时觉得这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之后，我们被带入一间大会议室，我只记得一阵阵掌声。我当时肯定说了些什么，但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们正好站在会议室门口，就和离开会议室的理事会成员们一一问好并告别。很快我们发现，这个大会议室中只有我们两人了。为了庆祝一下，我当时特想吃巧克力冰激凌苏打，无奈只好从57街的食品卡车上买了一个巧克力棒。
我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第一天是1984年9月4日。记得那天有这么件事。伊丽莎白为了家庭的收支平衡，她在格林威治（康涅狄克州的城市）的一所高中担任法语教师。她每天早上7点15分就出门上班，只好由我送两岁的儿子瑞恩上临时托儿所，九月底他就可以上学前班了。我们到托儿所时，一大群孩子围在一个电视机前，一位女士在房角喝咖啡。瑞恩似乎不愿一起观看《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 的电影，他拽着我的右腿不让我走。我花了近一小时才得以脱身。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每20分钟就给托儿所打个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顺便提一下，我儿子挺好的，他2004年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自从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31年来，我努力完成的工作就是为师生和教职员工改善学习、工作和社交环境，让茱莉亚学院的教师更多参与学院的管理工作，大大提高颁发给学生的奖学金金额，努力增加学院少数族裔人数，同时也强调性格教育，坚持以最高水平进行公共表演，强调文科课程在音乐本科课程中的重要性，鼓励发展戏剧家、舞蹈家和音乐家之间跨学科的课程，根据全面发展的目标来督促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在其中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这样一个充实学院整体教育的课程。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和同事们（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布鲁斯·考夫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了推动茱莉亚学院全球化而辛勤努力，重点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的于家堡自贸区打造了一个分院。这一大胆的项目使茱莉亚学院成为第一家在海外颁发学位的美国音乐教育院校。我们真切的希望茱莉亚学院能和杰出的中国各大音乐院校携手并进（请见正文第7页关于天津茱莉亚学院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