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对艺术在社会中作用的保留意见并非新鲜事物。他们从西方文化存在之际就出现了。在此文化诞生时，亚里士多德警告雅典人，不要成为职业音乐家，恐怕他们被作为“聘用品”“机械工”而不是完整的人。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列昂·托尔斯泰强烈痛斥艺术职业化，创办音乐学院，他认为培养出来的都是丧失感情和人性的奴性技师。因此，他们不能服务于真正的艺术，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真正的艺术就是分享人类的情感。
当然，今天对艺术的忽视和误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9]，也还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因为这不只是对单一职业的忧虑。这关系到重要的、可敬的问题：艺术是否使生活变得美好？是否使人变得更好？如果是，它怎么做到的？如果不是，为何不是？任何相信艺术自身价值的人都应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这些答案并非简单明了，也许还会相互矛盾。一般人都接受文科教育的道理，即改善人民生活，为我们提供情感、知觉和想象方面的满足感，甚至还会加大人们体验这类感觉的力度。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很早以前就把艺术教育列入一般教学大纲中。
希腊人把艺术置于所有教育的中心，认为艺术会形成个性特点，无论好坏。浪漫主义者，如著名诗人沃兹沃斯和雪莱、歌德、席勒，看到了美学教育通往人道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把救赎力量归咎于艺术。托尔斯泰想象真正的艺术可以团结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简单地说：“美会拯救人类。”
但类似的想法，尤其在战争期间，则被很多人视为多余、软弱、分散精力。而且，中东地区很多国家拒绝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上周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布道反对美国，包括：“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基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律，并取缔音乐、舞蹈和模仿西方文化的举动。”[10]萨缪·汉丁顿的《文明的冲击》和伯纳德·路易斯的《到底什么错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都说明了文化问题和国际化已经与无所不能的科技力量捆绑在一起，在21世纪的各行各业无所不在。“超级大国的竞争，被文明冲击取代了”。汉丁顿写道。[11]
然而正是在世界社会处于这种危机之时，主权国的国际关系在我们眼前蜕变之际，美国必须重新评估自己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军事力量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无敌的悖论审慎自检。“布什政府挥霍掉的，并不是美国的力量，而是组成美国力量必不可少的辉煌”[12]。
在我准备演讲时，我不禁回想起捷克著名剧作家，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的话。1990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做演说时说：“世界上人类的面孔变换如此之快，原来熟悉的政治历程表都不适用了。作为剧作家，我们必须把整个人类的生活或整个历史时期写入两个小时左右的剧作中，连我们都被这迅猛的变化搞懵了。”[13]
令我孑然醒悟的是哈维尔把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和艺术家两者，放在同一个道德背景中。他说：“拯救人类世界的办法应靠人类心灵，靠人类的力量来反映，人类的顺从，人类的责任感……我们仍不知道如何把道德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所有行为的真正支柱（如果都是道德的行为）就是责任感。这是高于家庭、国家、公司和成功的责任感。”
在政府更迭换届，信息技术瞬息即时传递消息的时代，发展维护美国利益的清晰的文化外交愈发复杂。但有时道德高地比地面部队的分析更有影响力。我们看看参议员威廉·福布莱特在他结束从政生涯，创始福布莱特奖学金时做的演讲。“1945年介绍这个教育交流项目的基本法规时，我想到，如果大批人了解并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就会增长同情心，厌恶屠杀，爱好和平。如果人的竞争冲动可以从军事上转向文化上的追求，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发生变化，并更加美好”[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