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3日
纽约艺术学院
纽约市
我在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读本科，后到塔夫斯大学佛莱奇国际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也许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和佛莱奇的培养项目不相关，多年未和母校联络。有一次，他们请我给纽约的佛莱奇校友讲讲我对艺术和外交的看法。这次讲话的内容也包括我每年秋季教授“美国社会和艺术”这门研究生课程准备的调研资料。这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主要战斗结束后做的演讲。
20友02们年讲八讲月文，化我外接交到。佛由莱于奇我学对院历的史邀和请艺，术让研我究给的在兴纽趣约，的使校我对这个题目考虑多年。我对此话题的热情日益增长，而后顿悟到，战争期间和战后动乱时期，是无法讨论文化和政治的。在我继续琢磨这一话题时，想到了马克·吐温对瓦格纳音乐的评价：“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
密尔顿·库明斯最近写到：“‘文化外交’这一概念是指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在文化各个方面的切磋、想法、信息和艺术上的交流。”[1]
在美国创建的早期，约翰·亚当斯就国家优先顺序曾写下名句，“他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他的孩子们才能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后他的子孙们才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然而，他在新英格兰坚韧的成长过程使他对“过于看重美术会令人联想到过分奢侈……（会腐朽）新成立的美国社会公民”表示忧虑。[2]
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最初把文化和外交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以应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支持纳粹德国的倡议。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文化外交的作用是由佛莱奇学院的迪安·埃德蒙·格利恩创意的。他把公共外交描述为“一个国家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私立机构与另一个国家的同等机构互动交流，这类跨国境对政策形成和外交事务的影响过程”[3]。
如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却日落西山（不算军事力量）我们不能说服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正确政策。这种情况加之于其他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加剧了他们对我们的憎恶（不仅仅是中东国家，就连所谓的欧洲盟友也一样）。
罗伯特·卡根最近出版了名为《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一书。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论点，“美国和欧洲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且越走越远。美国靠积聚军事力量而欧洲通过国际合作”[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来自火星，而欧洲来自金星”[5]。
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并不看好文化和艺术作为影响世界的观点和政策。这就无法产生经过深思熟虑，以文化外交项目为重点的需求。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说过，“布什政府也许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讥笑）很多时候关注的问题是：京都协议、世界法庭、控制武器等。布什政府对一些问题虽有合法的争议，但他们不在意的、嗤之以鼻的做法，使美国树敌不少”[6]。除此之外，无论是里根总统的“魔鬼帝国”还是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国”，这两位总统对道德准则的强势使不少人士有所反应。“正义的目的是强大的，极易煽动情绪”[7]。
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和公民，对我来说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就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明显缺乏的细微与敏感。尽管我们都知道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语句：“战争是变相的政治。”我还是对美国今天在多边关系上，更多借助战争而不是外交深感忧虑。当然，把造成这个现象的责任都推到现任政府身上也不对。因为不仅外交政策机构对利用“软实力”来取得“一个国家达到国际目的的合法权益”[8]感到陌生，就连全美社会对此也不谙不详。你们可能知道“软实力”这个词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国际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尔首次提出的。
最近，艺术不断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挫伤，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小学教育系统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