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国人而言，是为了深入了解与认识西方社会与历史的需要。这就是说，研究历史Ⅱ（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将有助于研究历史Ⅰ（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这在史学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无须多论。然而，时下历史学家研究西方社会与历史时，多致力于从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去探究它的发展历程，这自然是必需的，但终究是不够全面的，或是不够深入的。就说西方史学传统吧，随着不断开掘与研究的深化，当会让人们触摸到西方社会与历史的深层，这如同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在那里是大海的深处，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当然这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紧密相关，但传统与社会历史之关系，从中却是一清二楚的。进言之，西方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中枢，从史学的种种变化中，或可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观察到西方社会与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革。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西方史学研究者而言，是为了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的需要。这里说的是研究西方史学传统的学术价值及当代意义。西方史学之创新，需要借助内外两种力量。所谓“外力”，当然是指与非西方史学（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触与影响；而“内力”，则主要指的是与传统史学（比如西方古典史学或兰克史学）的关联与借鉴。果如是，史学传统的开掘与研究也成了史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因此史学史的古今对接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此类例证俯拾即是，就以当代西方史学中颇为时兴的“新文化史热”来说吧，它在上个世纪70年代勃发，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社会文化史传统的赓继与变异的历时性视角，此种“热”不就与自希罗多德经伏尔泰至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史家的文化史研究传统相牵引吗？倘割断了这种文脉与传统的相互衔接与相互联系，别说西方新文化史，就是其他，如现当代史学思潮的繁衍、学术流派的纷出、史学理论的翻新等，也都变得不可理喻了。可见，西方史学传统的开掘接壤西方史学繁衍之茎脉；西方史学传统的阐发，牵连西方史学发展之主干，其在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学术意义岂可小视。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中国史学研究者而言，是为了给它提供一个参照系，旨在深入开展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杜维运说过：“将中西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重要最能有发现的工作。”（《变动世界中的史学》，51页）既然如此，这里就补白几句吧。关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最近瞿林东撰文《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作了很好的归纳，说有“追求信史的传统，经世致用的传统，记载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以多种体裁反映历史内容的传统，讲求文字表述的传统，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官修史书与私人撰史互相补充的传统，重视史学家自身修养的传统等等”。倘以瞿说的前三项对应西方史学传统的“求真·人文·垂训”，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所言，真有“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中国史学的“追求信史的传统”与西方史学中的“求真探究精神”颇为吻合，这当然也是符合历史学的根本宗旨的。西方史学对“垂训”功能的强调与我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可合为一辙，是对史学功能的不同表述，其意蕴是一致的。顺便说一点，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都可归之一体，曰“鉴诫史学”。倘如是，这是中西史学的共同特色。
中西史学的不同，其重要因素是由于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路径，前者发展的连续性与后者的间断性，致使中西史学派生出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于是就产生了令华夏史学引以自豪与大放异彩的“二十四史”，这在西方史学中是不曾出现过的。此外，西方史学中的“人文”（人本）传统浓厚，是基于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天人相分”的观念，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异其趣，故西方史学的人文（人本）色彩，始终如一且相当强烈。总之，比较中西史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当可另做一篇大文章。笔者在此只是略说一二，以引起学界重视，“以蠡测海”罢了。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世人而言，是为了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与人们的精神诉求。我以为，西方古典史学传统中的“求真·人文·垂训”，亦即以真为要的探究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以史明智的鉴诫精神，其现代价值不可低估。这种久远的史学传统，经过历代史家的传承、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成为他们（“西方人”）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倘若借用“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说，那么也不妨说，“西方史学”也是西方诸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不分美利坚民族还是法兰西民族，还是西方其他什么民族。虽不能说西方史学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就能迅即给世人指点迷津，但面对西方现代众生所弥散的“飘**的心灵”（homelessmind，西儒勃格词），借助这种“精神遗产”的潜在力量，当是世人抚平心灵创伤、寻求心灵慰藉的一座“精神家园”。人们读西方古典史学名著，比如《历史》、《编年史》时，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读现代西方史学名著，比如《人类与大地母亲》、《地中海》时，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感受当有其超越时空的“贯通性”，或可作世界范围的观照与跨文化的比较。可见，上面所说的“世人”，不只限于“西方人”，这与“非西方人”的现实需要与人们的精神诉求，不也有其相通之处吗？前两年我编的《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后受到了我国读者的欢迎，不也为这个道理作了一个注吗？
时下，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既使历史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实现从“史学大国”变为“史学强国”梦的最佳时机。不管怎样，中国史学总要前行，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也要不断更新与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借助与撮纳域外（主要为西方）一切优秀的史学遗产，一切可供我们借鉴与运用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借以开辟中国史学新天地，为世界史学的发展作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应有贡献。
本文系作者201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