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证之吧。倘以颇具西方特色的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演化，庶几可矣。众所周知，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逐渐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当然也逐渐成了西方史学传统的核心内容。不过，这内容的宏富与内涵的深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易，随着史学进步而日渐丰满的。上文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说的是西方古典时代（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它还处于“朴素的初始阶段”，不再复述。至公元5世纪，由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史观颠覆与改造了古典史学及其传统，人文主义被基督教史学中的神本主义所取代，在此时，人文主义从总体上处于“休眠”状态。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复兴”，史学又重新“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柯林武德语），张扬人权与人性，成了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们恒久不灭的声音。此时，西方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虽较西方古典时代跨了一大步，但还是有局限性的，在理论上它还未寻求到一条如何提高人的地位、实现人的价值的出路。只有到了20世纪，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从“理性的发展阶段”步入“哲思的成熟阶段”，以20世纪西方史家汤因比那深厚的人文情怀为例，从他的《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所一以贯之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既悄然看到了西方古典史学这种传统的延续，更是明显地昭示出这种传统在现时代感召下的时代特色与重大发展。
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在学术流派的嬗变过程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这是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型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程。在这里，以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为例，那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对此只能略说几句。从1929年年鉴学派创立至今，它已有8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代人。正是这个学派，睥睨西方，雄视天下，书写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一页厚重的篇章。纵观80多年来年鉴学派的“变”与“不变”，“变”是永恒的主题，否则这一学派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事实上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已对他们前辈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等作出反省，不再借光祖上的荣耀、前辈的显赫，不再过多地标榜“年鉴范型”，而更多地同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融合在了一起。然而，在这个学派的流变中，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深深植根于法国的科学传统”。这就是年鉴史学中的“变”与“不变”，他们是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传承发扬，尽显于此。
三、西方史学传统的多重意义
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不只是了解与梳理史学本身，更在于发掘与认识它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我们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也应当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让传统向现代转化，以寻求西方史学传统的现代价值，亦即它的多重意义。
对此，从多重意义述论，我想要说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