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训。这里所谓的“垂训”，指的是历史的教育功能，即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序言颇能说明这位“史学之父”很注重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所云“垂诸永远”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到了波里比阿时，则把历史提到了哲学高度，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应当把它当成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种指南。这种传统被古罗马史家所继承，塔西佗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编年史》）历史的垂训传统，在这位史家很明晰的“经世致用”的言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至此，到了古罗马时代盛世，西方史学传统由萌发而成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
二、西方史学传统的不断演化
西哲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这于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也是如此。
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基于西方史学的不断变革，“处于运动之中”的西方史学，特别是遇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更是风生水起。这里且以我经常所说的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重大转折”，对此作点描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随着希罗多德的问世，史学的诗与神话时代结束了，散文史家半真半假的“史话”也过去了，《历史》之序言，宣告了西方史学的创立，是为“第一次重大转折”。此后，经过一千年，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折”，古典史学随着古典社会的没落而衰微，基督教的神本主义使西方史学经历了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使史学沦为神学的附庸。不过，古典史学传统却难以泯灭，在东罗马帝国那里有了一线相传。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西方史学的大幕，开始了“第三次重大转折”。在这转折时期，新与旧的代谢、传承与革新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从意大利此时兴起的“佛罗伦萨历史学派”中，看到了随着古典史学的“复兴”，史学思想的更新与史学方法的进步，合力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史学新世界。“第四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次由德国“新旧史学之争”开始，从中我们看到了历史学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成为一种潮流，不可阻遏，这就开启了西方新史学在20世纪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名言“重新定向”，这在当时的东西方史学中都有重大的回响，这就是“第五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所带来的激**还一直在影响到当下的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国际史学的进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西方史学新陈代谢，尤其是在发生重大的转折时，新与旧的博弈，保守与革新的较量，显然是被加速了，于是西方史学传统也因此得到了强化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