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腊人相比，罗马文化更富于现实主义的精神，颇多现世的、实用的色彩。古罗马人是一个崇尚质朴务实的民族，这种特点无不充溢于其文化的各个方面。以教育而言，罗马人所要培养的是具有忠勇、虔诚和质朴这样品格的人，这里所说的“质朴”（simpliciras）则要求公民节俭朴素，心怀坦白，讲求实效；以建筑而言，古罗马建筑中所盛行的“实用、坚固、美观”的理论，充分表现在神殿、厅堂、广场、剧院、浴室、桥梁、水道等建筑实践中；以史学而言，更有“史家之天职在求实用”的经世原则的广布，并在李维、塔西陀等一代罗马大史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有力的回应，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希腊文化中所蕴含的无穷高远的圣美意境与追求均衡静穆之风韵（亦在建筑艺术中有典型的表现），与直率质朴的罗马文化相比较、两者相映成趣且各具特色。
希腊与罗马文化各自显示出来的这种特征，从本质上反映了两者的国情之差异及民族生存的条件和需要，在这里，文化还直接体现为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包含着文化学的机理。
古希腊的主体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全境破碎不一且相互割裂，但三面临海的有利条件却为难于一统的希腊各城邦带来了航海与通商之便，海更使这个分裂割据的希腊世界与当时的世界连成一体，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希腊人直接或间接地摄取东方文化的营养以滋养自己。从而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希腊的城邦制度虽非希腊人的独创，但它不仅在古代世界发展得最为充分与持久，也大大激发了每个公民的主体精神，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公民把整个城邦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用自己的才智乃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城邦。因此，在古希腊，城邦之兴衰与文化发展之升沉是难以割离的。随着奴隶制和城邦危机的加深，古希腊文化的辉煌也就日渐失去了它的光彩。
在罗马人那里，展开的是另一番景观：这个最初地处第伯河下游的蕞尔小邦，曾备受艰辛与外族的欺凌。后来，它不断向外开拓，初则统一拉丁姆，继而征服意大利，最后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湖，终于发展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古代世界中，他们是走完“城邦—帝国”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可以想见，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没有太多的闲暇，他们四出征讨，兵戈扰攘，其精力更多地用于如何维护一个国土广袤的大帝国，而无暇顾及诸如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造，而罗马文化独特创造的一面，如政治文化等领域，也无一不是与它要巩固这个大帝国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的。
学界论曰：“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力、纪律和一致之伟大。”故希腊产生了荷马与苏格拉底，罗马则造就了恺撒与奥古斯都，对于这两种同质而又差异的古典文化来说，无论是模仿与吸收前人的文化遗产而形成的方面，还是融汇并努力创造而形成的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力地与某一民族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的特性及需求相观照。人道说.希腊人长于自由幻想，追求理想之美，而罗马人忙于现实创造，喜好世俗之情，其因盖出于此。
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快捷地迈向未来
西方古典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生成于邈远的西方上古时代；西方古典文化又是常青的，因为它经历了世代的赓继与变移，特别是自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古典传统抖落了自身的尘埃而焕发出了新光彩，不断被后人继承与弘扬。但是，当我们把考察的视野从往昔移向当代的时候，不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古代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当代，人们蓦然回首，在那迷人的古代神话、优美的史诗、精致的雕刻、宏伟的建筑、华丽的文章中，在那含有近代气质的古代法典、政制、正义、秩序等观念中，古典文化正在不断散发出新的魅力。日益吸引着现代人类更多的注意。那种在庄重典雅、和谐优美的古典风格（从文艺的推衍至思想的、生活的乃至社会的），倘若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悄然萌发，继而繁茂，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文化景观。人们回首过去，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为了更快捷地迈向未来。
对于我们来说，消失了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如西方古典社会）、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但它文化中所包含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精华仍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价值。如同马克思在释论希腊神话和史诗何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时，作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在谈论古希腊艺术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时讲的，其意蕴值得我们细加回味。
文化更新的动力既受制于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也有其自身的演化与学科发展的动力.但西方古典文化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文化勃发的生机不仅取决于这些，其中也包括外力的推动。古代东方文化的摄入对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同样，古希腊文化的摄入，对古罗马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今天，志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人，也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不管怎样，这种新文化的构建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也需要借助外来文化作为一种更新的动力，因此摄入与借鉴包括西方古典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总结与弘扬它们的优良传统，并努力寻求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乃至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此外，引进与沟通域外文化的范例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也是不绝如缕的，这一传统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与发扬。唯其如此，才能在继承他人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文化业绩，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至所向往！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