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公开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他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判和融合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这里，作者提出了“史学革命”的理论依据和他的“新史学”所期求的目标。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及史学上的革新运动，大体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鲁滨逊指出了当时史学界的“通病”有三：随便罗列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喜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他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无所不包，举凡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都应当在新史学的范畴之内。他还主张抛弃那种充斥陈腐观念的“历史教学大纲”，应对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作一番“推陈出新”与“重新研究”，并与弟子们身体力行，编写出了许多内容广泛、文笔流畅的教科书，对推动当时新史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历史学范围的扩大与任务的更新，使鲁滨逊的新史学在方法论上较传统史学有更高的要求。不过，鲁滨逊认为，对新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不能排除对他进行传统的关于档案与文献资料的训练，只是这种训练在新史学家那里更加广博。他认为，新史学之所以“新”，就在于历史学家的视野是广阔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治史者应进行广泛的预备性训练。在鲁滨逊看来，要真正能够从事新史学的研究，就必须懂得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地理学等等，总之，“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巴恩斯语）。鲁氏的这些见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的：“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证实了鲁氏之论是有见地的。
简言之，鲁滨逊对传统史学内容的诘难，他对开拓历史学研究内容的主张，尤其是他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等论断，对推进史学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的一些主张（如跨学科研究），实际也成了对史学发展趋势的预言，他的一些史学理论已被当代年鉴派史家付诸实践并发扬光大了。
五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五次反省，可以以20世纪50年代中叶为起点，具体来说，可以1955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为界标。这次反省对兰克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的明确主张。正如巴氏所言，“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西方史学就此进入了当代发展的新时期。
巴勒克拉夫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书名，鲜明地点明了时代的变化与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引发他认识西方传统史学局限性的“第一个暗示”是由于他发觉过去所学的历史无法解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世界。他痛切地感到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彻底打破兰克史学的传统定见，否则西方史学就无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及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巴氏所说的“重新定向”，包含了对上一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史学的全面挑战，在诸如历史是否为一线发展、如何看待欧洲文明与欧洲历史的发展、历史应当怎样分期等众多问题上，他对传统史学的异议确实具有全面批判的性质。这里仅扼要论列一下他的世界史观及他对兰克的世界史观所作的深刻批判，我们就可窥见时代变革与史学反省这一题旨的内在含义。
巴勒克拉夫反对西欧中心论，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指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历史学家应当如巴氏所言，“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这一点，不是以历史学家个人的好恶为转移，而是时代之使然。
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已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这一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欧洲退出世界的重心。因此，看不到欧洲的衰退，无视新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力量的崛起，漠视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仍一味搬用兰克所谓拉丁和日耳曼六大民族之间自我调节的权力平衡说来解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界格局，是狭隘和不识时务的。他还认为，自中古以来，如果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历史及对欧洲的影响，也就无法理解欧洲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他预言，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太平洋时代。后来他又从反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出发，把其“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发展成系统的“全球历史观”，这在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应当看到，“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当今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当代西方史学中确有价值的重大学术成果。50年代中叶以后，西方史学确实开始“重新定向”，新史学以不可阻遏的势头发展着，并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以致到了70年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时代。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提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现当代西方史学及其反省过程中的重大作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对西方史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省，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历史学第一次变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一度受到了西方史家的仇视、疑惧与曲解。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史学发生真正的影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法国哲学家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就断言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不能超越它。巴勒克拉夫进而写道：“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甚至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也长期不断地被接受为历史哲学，这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潜力，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接受了检验。”可见，在当今西方，包括像巴勒克拉夫这样一些进步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影响。
此外，综观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几次重大反省，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的一个最根本的缺陷，那就是每一次史学反省都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唯心史观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唯心史观，虽则我们无意否认西方史学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而推动史学日趋进步的事实。总之，西方史学科学化的历程还是步履艰难和曲折坎坷的。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原题为《时代变革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