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兰克不只是一个“如实直书”者，他还是一个理念论者，尽管他一再讳言历史哲学，但他却笃信“上帝之手”无处不在，并认为这种神秘的力量只有通过非理性的直觉才能体验，因而只有通过个体直觉地去理解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成了兰克史学方法论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因此，兰克所要摒弃的只是以往那种道德说教、哲学图解式的历史著作，他要达到的是通过个体以揭示一般（整体），展示历史运动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兰克的这种意图是无法用哲学概念来表述的，而要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才能达到。这正是史学的独特功能与优越性之所在，也是兰克作为西方历史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者的全部印象。
经过这次史学反省，兰克所确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在整个19世纪成为“科学的”历史学的典范而占据西方史学的主导地位。兰克的史学反省和兰克史学的得势，也是由这位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在那个西方资产阶级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时代，兰克史学所体现的“西欧中心”、“强权政治”、“显要人物”等概念，本质上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基于其自身利益而定下来的命题，兰克只是选择丰富的史料来阐明这些既定的命题，充分反映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而已。此外，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兰克的史学反省所揭示的种种要求，也是与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趋势相适应的。
四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四次反省酝酿于19世纪下半叶，即从“文化史运动”的发起者布克哈特开始，经世纪交替之际的兰普勒希特，止于1912年鲁滨逊《新史学》的发表，其反对的对象是兰克及其学派的“科学的”历史学，其主要成就是对居于史坛正统地位的兰克史学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并开创了现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潮流。
世纪之交，一些敏感的历史学家察觉到了时代的变革，并由此开始了对自身学科演变及前景的思考。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演化过程，也促进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的回顾。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家面临的是一个迎接挑战的严峻现实。这一形势使新一代历史学家深切地感受到改变传统史学模式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启示着他们向传统史学挑战。
时代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迫使兰克的一些最有权威的弟子对兰克史学要加以“重新估价”。兰克的及门弟子、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是最初的发难者。他以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最卓越的文化史家”享誉后世。他率先向传统史学举起反叛的旗帜，在西方史学的第四次反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先行者的作用。
德国不仅是传统史学的营垒，也是现代西方新史学的源头。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激烈争论，代表后者的是卡尔·兰普勒希特。其时，兰克等老一辈史家已经谢世，论战主要是在兰普勒希特与年轻一代的兰克学派的传人间进行。1900年，兰普勒希特发表的《文化史的方法论》用一种大别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眼光，致力于创建“新型的文化史学”，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史学模式，对这场世纪末的争论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总结。当然，这场名为“历史方法论”的激烈争辩，实质上是20世纪西方新旧史学之间全面抗衡的前奏。
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得到了大洋彼岸的反响。1912年，鲁滨逊发表了美国“新史学派”的宣言书《新史学》，也成为近现代西方史学第四次反省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