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力图把历史学提升成一门独特的科学，这一宗旨使他获得了“近代历史科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的声誉。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已。”这一段貌似谦逊的言辞，实质上包含了相当深刻的含义。近代西方史学自伏尔泰之后，获得了新的进步，但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暴露了它割断历史、过分夸大理性、企求普遍性与永恒性原则等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从19世纪初开始，浪漫主义史学及其伴生物历史主义思潮盛行西方史坛，于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重视各个民族的独特性、主张通过挖掘与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实性等论断日渐受到重视。这一史学发展的背景使我们可以看到，兰克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对理性主义史学的一种对抗，也是他的历史主义治史原则的最初阐发。按照他的观点，历史学是指通过收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真相的一门学问，这就是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此看来，兰克所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总结和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历史科学”还不是一回事。
兰克
兰克在这篇序言中所标榜的“如实直书”，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客观主义史学的最主要的信条。事实上，标榜“如实直书”确是他一以贯之的。早年，他在读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时，就萌生了这种信念：“我相信历史的真实比罗曼蒂克的小说更美更有趣，从此我献身于前者，并决心在自己著作中根绝任何想象和杜撰，严格将我的工作限于陈述事实。”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也表示希望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可见，“如实直书”是兰克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他看来，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历史著作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形式的还原。为此，历史学家应当超然物外而不怀党见、辨别真伪而不论断是非。
兰克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对原始资料的执意追求及对它进行严格的考订与辨析。他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附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对近代史家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前辈史家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运用于研究近代历史，提出了影响后世的批判、考订历史著作与史料的原则和方法。兰克这篇论文的发表，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史学批判时代的开端”（古奇语）。
关于考订与辨析史料的方法，兰克大致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史家必须查明史料的源流，以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把它作为历史研究中的“最高见证”；叙述历史必须依照同时代资料，越是亲历其境的人就越有发言权，因而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人便成了“最好的证人”；他还强调要对史料记载者的动机与为人乃至性格进行分析，追查资料的来源，区别情况，逐一考察。至此，兰克比较系统地建立了考证学上称之为“外证”（ExternalCriticism）和“内证”（InternalCriticism）的研究资料的方法。应当说，这是科学的方法，也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昌盛，重视实证，重视对个体事物作缜密观察在历史学上的一种反映，他的这种治史方法，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史学界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