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在史学上的反省，旨在为克丽奥（历史女神）树立一个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近代新形象。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因此，他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功绩，还写了该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他尤其致力于描述人类精神的进步，把大量笔墨落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极力赞美人类文明史上四个值得后人重视的时代，即：亚历山大和伯里克利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的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他认为，“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划时代而成为后世典范的时代。”总之，伏尔泰不仅复活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所奠立的社会文化史传统，更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有悖于那种偏于政治军事史的传统史学的文化新视野，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开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先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伏尔泰的创新，更突出地体现在他把哲学或理性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曾主张：“历史只应全部让哲学家去写。”伏尔泰的这一偏激之词当然是有感而发。整个17世纪迄至18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坛博学派盛行。这是由于当时的宗教战争，使许多寺院被解散和洗劫，寺院收藏的图书、档案及一些珍贵的手稿，以低廉的价格抛之于市。许多学者便纷纷出来抢救这些宝物。然而，这时的博学派史家注重的只是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他们大多缺少应有的批判精神，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他们往往缺乏一种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17世纪曾一度出现的怀疑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伏尔泰关于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的主张，在当时就大有振聋发聩与启人心智的历史作用，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由于伏尔泰和同时代史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西方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性主义史学的阶段，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确立。
三
1824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开始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三次反省。这次反省是兰克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全面、系统的检讨与反思，从而对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及方法提出了更加明确与严格的要求。这次史学反省活动的影响从西方一直延伸到整个国际史学界，历久不衰，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