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历史编纂中主张以三阶段说来取代传统的四大帝国的历史分期法。这是波丹史学反省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贡献。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波丹认为，这种源自《圣经·但以理书》的历史分期法是不足为据的。他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法：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他的这一新说，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神谕的基础上，而是奠基在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波丹通过分析人性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概括了这三个阶段的历史特征：第一阶段是笃信宗教，富于智慧；第二阶段是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第三阶段是战争和科学技术。不管怎样，这种分期法反映了他为摆脱基督教史学的旧框框和建立新的史学体系所作的努力。
总之，16世纪下半叶，以波丹为代表的法国历史学家所作的史学反省，反映了西方新一代史家要求打破旧传统（古典的和神学的）和把人文主义史学继续推向前进，并促进西方史学走向近代化的一种积极的新趋向。
二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二次反省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的启蒙时代。从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史称“启蒙时代”。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这一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一思潮在史学上的反映就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兴起。人以其理性来认识自然、改造社会；弘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反之则阻碍进步。这种对抽象理性的崇拜成了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征，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伏尔泰那里更有着充分的展示。正是伏尔泰，在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出版200年之后，相继发表了《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等论著，构建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第二次反省的主要界标。苏联史家科斯敏斯基指出：“伏尔泰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史学的要求和任务，这是他无可争辩的功绩。可以说，正是在伏尔泰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对历史的科学任务有明确的认识。”概言之，伏尔泰的反省，一方面批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另一方面则开始构建与确立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破与立的过程，充分反映在他的两部史学名著中。
在伏尔泰那里，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他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着意要表现这样一个主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奴役，尽管他们历尽坎坷曲折，但总是向着理性、公正和物质与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他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不是地球一隅的上帝选民的故事。在他那里，《圣经》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范围远远超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的视野所及遍布世界各国，这种从全球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由公元5世纪古罗马神学作家圣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兼历史学家博絮埃一线相传的神学史观，而且开创性地运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得出了许多同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见解。如他把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民族精神与风俗习惯同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得出了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的观点。
伏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