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为历史作总结，那么史学史家的工作就是为历史学家做总结。前者是对往事的思考，后者则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的自我反省是史家从自在走向自觉和史学从旧形态转向新形态的动力。史学反省肇始于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受到这一时代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支配与制约。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反省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端后，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反省活动，并不断地把西方史学推向前进。
一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一次反省发生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商品流通打破了昔日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状态，探险家与传教士又经海路不断从域外为西方人带来无数前所未闻的知识，历史学家也因此不再沉湎于自己先祖的历史，而开始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扩大了的世界。那时，人文主义思潮弥漫西欧诸国，人文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一种雏形，人文主义史学也有其局限性。人文主义史家借助古典文化来反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但却形成了对古典史学的迷信与盲从，他们虽然在内容与方法上改变了处理社会历史的方法，但却鲜有学者从事构建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尝试，他们普遍重视文学艺术、政治学等学科，却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史学是一门有独特内涵的学科，如此等等。面对“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历史学家需要对历史学自身作一次深刻的反省，以便使史学以更新的面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过去，看待现在，昭示未来。16世纪后，近代自然科学及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为这次史学反省造就了学科动因。
16世纪下半叶，法国形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群体，他们已敏锐地察觉到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都陷入了困境，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其中让·波丹堪称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于1566年发表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这次史学反省的代表作，可视为是西方史学的一个转折点。他对西方史学的反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力图赋予历史以科学的性质，并把它作为一门服从共同规律的科学。在他看来，历史可以划分为人类史、自然史，神明史（宗教史）。他为这三者规定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并将人类史列于首位。他认为，人类史应以人为其主题，“它叙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种种行为”；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还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特征、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这就破除了当时人文主义史家恪守的古典史学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并预示了后来伏尔泰的若干史学观念，体现了先行者的思想睿智与历史光辉，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
第二，提出应在历史著作中消除价值判断，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他指出，“历史非他，不过是真相的反映”。为此，他强调史家必须对史料进行辨析与考订，并为此提出了鉴别史料的若干原则，还从心理上对史家记事所可能出现的偏差作出了具体的分析。他诸如此类的论断在西方史学史上都具有开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