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里比阿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能从中获得广博的知识，而且应当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是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于是，他认定史家之天职，在求“实用”。他在这里所指，显然是“治国平天下”之类政治上的“实用”。
由此，波里比阿进一步说明了历史的性质：一为记录事情的真相。因此，求真乃是史家之第一要务，“真实”就如人之双目，倘历史远离了它，岂不成了一堆谎言，为此，历史学家应当以公正的态度，从史实中求得正确的结论，抛弃一切个人的私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一为对事实作出解释，这里的“解释”不外是，引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和事件之间的互相关联及其相互影响。可惜他对因果关系并未能作出深入的探讨。因此，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世实证主义史学旨趣的影子。
从史学方法论角度来看，在西方古代历史学家中，波里比阿的史学方法论也许是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比如，他在西方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史家“三要素”：具有批判文献资料的能力、必要的地理知识和政治经验。在他看来，这三者缺一不可，舍此，一位历史学家充其量只能记述事实，但却不能作出辨析，因而也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他深得前辈史家修昔底德的历史批判之要义，以及明白求真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为此，认为史家应该客观公正，不存陈见，实地考察，广搜史料，求证辨伪，一丝不苟。综合以上的见解，他对史学的认识，尤其在史学方法论上，与前人相比，迈出了一大步。我以为，后世之所以称其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是因为古代西方史学反省精神在他那个时代得到发展与深化，这应当从史学史之史的角度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西方史学最初的反省精神，在罗马时代得到了延续，这可以在古罗马的两位最卓著的历史学家证之。
一是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以其毕生之作《建城以来史》（或《自建城以来罗马史》）享誉后世，他为罗马这个被他称作“世界上最优秀民族”撰史，历尽艰辛，不遗余力，在他看来，那将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乐趣”，他曾这样表白过：“即使我的声誉在这么大的作家群中隐没无闻，我也会以这些湮没我名声人的卓越和伟大慰藉自己。”换言之，李维以为这个民族写史而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与修昔底德愤而著史以“垂诸永远”，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维撰史旨趣是对前人的一种积极回应，更是一种进步。
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视角，李维的“通史”编撰体例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建城以来史》从其记载史事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在时间上绵亘达七八百年之久，跨越古今的罗马通史，在西方古典史学史上，也许是他为历史编纂学所作出的独创性业绩。
二是塔西佗。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公元120年）与李维一样，塔西佗史学也是继承修昔底德史学传统的，因而修昔底德身上所体现的史学反省精神，在塔西佗那里也有反映，且在某些方面，比起他的前辈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只说一点。比如，塔西佗史学的求真探索精神，则是有所继承，有所弘扬。他恪守前辈史家“求真乃史家首务”的写作理念，他曾这样公开表示过：“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又说：“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这似乎隐含了修昔底德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理念。但在塔西佗那里，却努力地做到了“秉笔直书”与“惩恶扬善”两者的有机统一，从中体现了塔西佗史学反省精神的自身特点。
三、反省精神的弘扬与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