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是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这是修昔底德关于“战争事件叙述”所确立的“原则”。同样对一个事件，如果希罗多德关于撰写希波战争，他的做法是“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又表白：“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只要稍加比较，就可发现对“事件叙述”两位史家所持的不同“原则”或“规则”。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希罗多德是位“客观主义者”，他对所见所闻一概“照单全收”，他还是有他的“观察、判断和探索”以及存疑去伪的态度，他的批判能力至少在其同辈中还鲜见其匹。
我这里说的是比较。倘若就对史学的见识而言，修昔底德无疑要远胜希罗多德。比如修昔底德的批判精神，对史料所恪守的严格的辨析与考订的方法，在前引这段话中表述得淋漓尽致，被后世史家（比如兰克）奉为圭臬，修昔底德也因此被后世史家称之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此处不再评述。又如说到史家编纂体例，修昔底德在这段话中也说到了他与前人的不同：他不是在讲“故事”，即不可能“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这种表白既与希罗多德之前的“史话家”相区别，也与希罗多德的写法相分野；他不想“媚众”，即不可能“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这当然与他远大的撰史旨趣即“垂诸永远”息息相关。在西方史学史上，他把编年与记事结合起来，使希罗多德草创的历史叙述体趋于成熟，并就此成为西方史书编纂的一种正宗体例，一如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所奠立的纪传体编史体例。
有趣的是，自幼视希罗多德为偶像的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论，虽然没有点名，但其言却无不是对准他的这位前辈，在“回顾与检讨”希罗多德史学及前希罗多德史学时，他表现出了一种从他开始的“唯理主义的精神”，在史学史上显示出了一种较为深入的反省精神，这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家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少见的。
二、反省精神的升华与延续
有道是，“希腊为罗马的兵力所征服，罗马同时被希腊的思想所征服”。后人的这个评论，极其精辟地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强悍的军事征服者虽可攻城略地，逞威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同化，从而在仿效、继承被其征服民族的文化遗产上前进，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就是如此，文化上也是这样，希腊史学与罗马史学之关联亦然。
是的。希腊史学的光辉在“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公元前30年）仍然释放出璀璨的光芒，即使在罗马时代，这种光辉仍将延续而不会被湮灭。就史学反省精神而言，值得提出来一议的是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1—公元前120年）。
波里比阿史学体现了古希腊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出色地继承与发展了修昔底德史学，他所显示出来的史学反省精神，较之前人，又前进了一步。可以这样说，在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谢幕之后的200年后，以其睿智和识见，对西方史学作了一次重大的反省工作，在古代世界中可谓是意义非凡。对此，我们从波里比阿的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略说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