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著名学者。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陈望道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
陈望道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大学者。在国内，许多人都知道他是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人，但他从没有认真对自己的孩子讲起过自己当年译《共产党宣言》的情况。1965年，他的儿子陈振新陪他去北京开会时，他的一位在北京图书馆任副馆长的学生请他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当那位学生拿着一本北京图书馆珍藏着的、我国最早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要陈老先生签名时，陈先生却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怎么可以签名呢？”他的学生恳求说：“您是译者，上面印有您的名字，您怎么不可以签名呢！”陈先生这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关于自己，陈望道一直是讲得很少很少。直到1983年，陈振新在查阅到的史料中，才知道父亲还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位书记。他更加感受到了父亲谦虚、朴实、不务浮华的优秀品质。
陈望道先生对于工作、对于地位的态度，也使儿子受到很大的教育。1950年，中央曾有意要陈先生去北京某部担任负责工作，对此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却说：“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几十年，对复旦大学的一草一木感情都很深，所以从本人的愿望还是想继续留在学校工作。但如果组织上认为我去北京工作更好，那就去北京。”最后组织上决定他留在上海工作。因为担任了许多职务，他很少能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他常常为此感到焦虑和内疚。他一直想写一本文法方面的书，最后，直到生命接近终点，才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陈先生到了晚年，体弱多病，可是只要稍得空闲，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他只要觉得精神还可以，就总是不停地翻资料、做卡片，搞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的“官衔”最多时竟有十六个之多。可是，生活中的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他一生最爱的是学生。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为了保护学生，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五四时期，他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是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给了困难中的学生们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身兼多职的他虽然很忙，只要有学生来信、来访，他总是亲自回信或接待。有一次，他收到一位北京大学学生的来信，问有关修辞的问题，陈先生抽空给那位学生亲自回了信，并在信封下方写上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几个字。当那位学生收到此信时简直呆住了，不知是高兴还是激动。如今，那位学生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专业大作家，但仍珍藏着当年陈先生给他的那封亲笔信。陈望道总是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说：学生来找，一定有事，教师不应该拒学生于门外。
1970年，陈望道先生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看病、住院已是常事，身边也就离不了孩子的照顾。可是当时他的儿子、儿媳分居两地，孙子又小，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上班，日子过得确实很难。但是儿子、儿媳深知陈老的脾气，知道他从不会因自己的私事向组织提要求，于是他们也没有开口提调动一事，常常是儿子从一所医院侍候好老人回家，又背起小孙子去往另一所医院就诊。直到后来组织上考虑到陈家的实际困难，才将陈望道的儿媳调进复旦。但陈老先生为此总是不安，他再三对儿子、儿媳说：“组织上已为我们考虑了这么多，来复旦后，在工作上再不能给组织添什么麻烦了。”
陈望道先生一生清苦。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一个头戴旧礼帽、终年穿件旧长衫的穷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虽说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生活仍然很简朴。他虽然没留给儿子什么金银财宝，但他的品格、精神，却使儿子变得富有并终身受用。他的儿子和儿媳，都觉得正是陈先生本人的人格魅力，教会了他们怎样认识生活，为他们指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