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李大钊的上述言论中，我们除了证实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刺激功效，也可见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所激发起的那种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所发挥的作用。的确，对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的形成来说，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是其内在动力，就如同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也是不可的。
无独有偶。也在1917年9月，《神州学丛》发表了李大钊的好友申悦庐的《中华民族特性论》一文，并于1917年12月被《宗圣学报》全文转载[71]。该文作者不仅明确认同使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而且同李大钊相比，他对这一现代概念的执定本身还更为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民族自信心的内在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民族文化自信心极度充盈洋溢的一种结晶。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申悦庐其人其文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上的意义尚缺乏应有的关注。
在《中华民族特性论》一文中，申悦庐一反清末以来国民性批判的流风，以一种截然有别于同时代《新青年》阵营的文化姿态，满腔热情地讴歌起“中华民族”的优良特性来。这与前文提到的光昇那篇《论中国之国民性》，旨趣有相同之处。该文还当是明确采纳包括国内各民族在内的单一性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伴随着一种汉族中心的文化优越感），并在此名义下自觉地专门讨论中华民族特性的开篇之作。在作者申悦庐看来，中华民族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极强之自营力而又富于保守性”，而自营力强则体现在“创造文明”和“蕃殖民族”两种强能力上；二是“富于吸收力而又有特强之消化作用”，这又体现在善于“融会异族”和“吸收他族之文明而消化之”的强能力上；三是“对抗力极薄弱而又善用对抗力”，它常常体现为当外族入侵时往往消极抵抗、却最终能以柔克刚的结果上。作者强调指出，以上三个特性，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绝异之点”所在，前两者纯粹为优点，第三者或不妨认为是劣点，但其结果却未必都坏：“因其自营力特强也，故在古代之文物，常甲世界而独立；因其保守力特强也，故固有之文化风俗习惯，得千古长存而不同化于人；因其有吸收力及消化力也，故常能吸收他族之滋养品以营卫己族而不致枯竭；因其对抗力薄弱也，故常屈服于专制政府或异族之下；因善用对抗力也，故对于政府常起革命，除旧布新，又常能驱逐异族，恢复旧物。以是种种原因，故世界古代各大国、各文明国皆沦胥以亡，独吾中华四千年，如鲁灵光，岿然独存者，殆以此欤？”
从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乃至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共和得以“再造”带给作者的那种民族自信的巨大力量。在此文中，作者还从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高妙的哲学、文学、宗教等多个角度，对上述“中华民族性”的形成做出了极为乐观的说明。最后他表示相信：“以往之中华民族已在历史上占独一无二之位置，未来之中华民族其前程浩浩，殆将有狮虎啸谷、百兽震怒之时”。并同时强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理应对本民族的圣贤哲人、英雄豪杰、志士仁人顶礼膜拜，“安用崇拜外人为哉！安用崇拜外人为哉！”显见其自信过头，已然不无某种虚骄的嫌疑了。但此文在后来亟须民族文化自信的抗战前后，却很受学人推崇，曾被重刊于《道德月刊》和《东方杂志》。1943年，著名学者杨树达就称赞该文思想有先见之明：“先生之言，一一见诸事效矣，然先生则固言之于二十年前，举世唾弃中国文化之时也。”而申悦庐自己抗战时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有关文字重新编印出版，也与此直接相关。[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