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目前所见，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最为鲜明突出的先驱者，当推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受进步党思想影响的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分别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出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从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有关“兴亚”责任的思想主张。鉴于其这一思想目前尚未为人所明确指陈的重要历史价值[66]，我们不妨完整地引录几段，以见其详：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
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之自觉尚矣。
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发挥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嗟乎！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67]
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68]
何其敏锐而高瞻远瞩！何其豪迈而富有担当！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在上述文字中，李大钊既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代政治条件，说明了“再造”和“复兴”古老中华民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还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化合的新的“中华民族”，提醒民国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新“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强调了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李氏的这种主张，是否对稍后孙中山等人的有关思想变化产生过直接影响，尚需加以研究。但至此可以说，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旗帜已经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作为概念，李大钊所说的“中华民族”，明确指称的是平等融合的、既具有共同的地缘和泛血缘因素、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一致性，又具有共同的现代政体和法律制度，因而具有共同的命运、利益和发展前途的由全中国（当时为“中华民国”）各族人民即全体国民所组成的一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69]
主张再造中华并高揭“新中华民族主义”旗帜的李大钊，乃是学政治学出身，他深知现代“民族”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民国初年时他很喜欢使用“国家若民族”这样的含混用法，也喜欢在使用“民族”的同时，在大体相同和相关的意义上使用“国族”概念。这从其广为传颂的名文《青春》等文中的使用可以概见。[70]或许，这也是我们在揭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应该关注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