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长期拖延结题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自己在不断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水平也会逐步有所提高。这些年，通过涉猎“新文化史”，笔者丰富和深化了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有关认同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自己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将传统精英思想史同“新文化史”的某些长处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对上层精英重要思想文本进行解读，还应当重视呈现其有关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符号和文化媒介，以实现上下互动的那些历史面向。[11]具体到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接受史的研究来说，就是希望在较为清晰地揭示该一般思想观念演变过程的同时，还能够尽量多地去把握和反映其不同阶段的传播途径、社会化认同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笔者有关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社会化的研究本身，不过是以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为其骨骼，同时又借助了“新文化史”的某些做法，如概念史、话语符号的实例分析等形式，以力图丰满其论述血肉，彰显其思想呈现的语境并活其经络而已。
但愿这本书，对于人们具体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社会化过程，丰富和深化对于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民族关系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思想观念的认知，能够有所助益。
[1] 此种主导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与那种只把汉族视为“中华民族”的非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可以区别开来。而笔者将主导型和非主导型两者都包括在内的那种观念形态，一般称为“‘中华民族’观念”。这里，称“观念”而不使用概念史方法中常用的“概念”，则是鉴于汉语中的“概念”一词内涵较为狭窄，似无法充分涵括运用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达的理念、信念与命运感知等认同性观念的广阔内容之故。
[2] 笔者甚至以为，对一个具有强烈复兴意识的民族来说，轻忽对其自身现代认同历史的深入研究，不啻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 虽然不少中国国内学者像费孝通先生那样强调“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但究竟何时其得以最终形成，目前学界仍有分歧，其中至清朝鼎盛期即康乾盛世时期大体最后形成或根本奠定说，似较有说服力。
[5] 2001年笔者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有关成果时，国内前期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连开先生的《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文（1988年12月完成，收入其论文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徐迅的《民族主义》一书中的第六章“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刘正寅的《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一文等。费孝通、史式、马戎等主编的有关著作的相关章节，也涉及这一问题。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较多，对它最为典型的具体形态之一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发展的现代观念，却较为忽略。这些年，国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了新的相关成果问世，后文笔者将会提到。
[6] 参见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此种观点可以熊锡元先生为代表。
[7] 代表性的论著，如高翠莲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超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中山大学文明超200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华民族建构中的政治斗争：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肖滨教授指导）；杨思机201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桑兵教授指导）；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土家族学者郑大华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系列新论文，等等。特别是杨思机的学位论文从“少数民族”概念史的角度，较多地涉及该课题的内容，资料丰富、研究深入。此外，松本真澄、沈艾娣、费约翰、杜赞奇、雷博德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值得关注。在本书中，笔者将会适度地参照和吸收这些成果，同时补充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和论述，以使自己的研究内容能更趋系统、丰富和深化。
[8] 2003年时笔者曾强调：“同‘民族主义’的理论形态相比，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显然更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9] 此文后收入中国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和陈理、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金冲及先生选编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也收录了此文。这是笔者近年来最爱关注的论文之一，或可见这一主题本身的重要性。
[10] 2010年，马戎教授将此文选入《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67期，2014年许纪霖教授将其选入《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就都是采用的这一增补本。
[11] 2007年，笔者谈到文化史研究方法时，曾强调：“即使从策略上讲，现在更为迫切地，或者说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也应该是那些直接以上下层文化沟通为目标的研究实践。以我自己正在进行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研究为例，它究竟是怎样由典型的精英观念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社会文化意识的？这个问题就极其重要，而我至今仍没有能力很好地完成它。”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