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除了两者的构成成分仍有历史演变之外，其成员一则为“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也是根本的不同。即便是在清朝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之主要民族构成成分和领土范围已基本奠定的阶段，也仍然存在着这种与现代“自觉体”民族之间的明显差别。那时，国人对于其彼此之间已然不同程度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的各种联系和一体性趋势，还缺乏自觉认识的各种条件（包括西方外来民族入侵的打击与强烈主权刺激，自身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以及逐渐发达的交通、通信和出版印刷等现代媒体条件）；对于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感情上还缺乏强烈体认的可能，更不用说具备内外“主权”等现代权利意识了。在交往上，也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等。而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上述诸情形都基本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改变，即便在语言沟通、现代媒体和通信条件上，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基于各民族间新的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广泛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总符号或总名称——“中华民族”。
这样一个大民族共同体“自觉化”的过程，自然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内涵极其丰富复杂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历史行程。就社会接受角度而言，这也就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从少数人的精英思想，到最终得到社会上广泛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漠视和否认的重要历史行程。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曾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界所忽略，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学者重视不够、探索不足的领域和课题。[5]
关于现代“民族意识或观念”，民族学界的认识虽还存在一定分歧，但一般认为，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2）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6]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也就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一体化的大民族共同体；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而其中，又显然以实现独立解放作为前提和基础。
这里，笔者想强调或补充的是，在“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中，不仅包括对于同一个民族符号或命名称谓的标举和认同，而且这一点在其中还理应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乃是现代民族自觉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因此，作为华人现代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心称谓，“中华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何时开始具有现在的主导型内涵？又何时成为人们口耳相邮、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和概念，其内涵的异同、互动融合及其背后的民族观依据又如何等问题，也就成为认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对于上述问题，学界的各个学科均已有过程度不同、视角各异的研究，但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运用这一概念来直接表达认同观念之整个近代历史，其孕育、萌芽和形成，内涵的演化与变异，历史因缘以及民国时期国人的认同情形等，总体说来，长期缺乏既精细深入又全面系统的历史探讨，在笔者刚开始探索该问题之时，就更是如此。这些年，此种情况应当说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又出现了一些相关成果[7]，有的还相当出色，但仍然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学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