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近代国人民族自觉的新概念与新符号
“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它是20世纪初现代性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特别是清王朝临近崩溃之际和最终覆亡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起初，“中华民族”一度被用来指称“汉族”，进入民国后，这一用法在一部分人那里也仍然有所延续。但与此同时或稍后，指称中国国内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之“中华民族”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并日益强势，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特别是“九一八”之后，成为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中华民族”概念之流行用法。这后一种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作为国民或公民的平等身份，他们由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其强化趋势，以及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和统一性，包括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笔者将这一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念等，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1]。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主要由复合性中华民族和单一性中华民族这两种观念形态，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含混观念形态所构成——这些具体的观念形态间彼此缠绕，相互渗透和作用。就其生成和发展机制而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因素的交汇，体现着民族和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就其主体的自我感知与认同来说，则又始终包含着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调适。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和社会文化史现象，此一重要而复杂的观念，不能不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思想论证和社会接受，凝聚着作为现代国民的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它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考察该观念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萌生，内涵的演变以及它广泛传播开来的符号化过程，揭示和分析其社会认同的历史情形、特点及其功能，也即探讨清末民国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观念变迁史之核心部分，笔者以为，当属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2]
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曾从民族学角度提出“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这一具有创发性的著名论断，对我们认知清末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社会认同的意涵，具有直接的启发性和反思价值。无疑地，此一“自觉”的实现，不仅包含着民族因素得以延续的意义，也内蕴着某种现代性的政治转换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觉”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重塑”、一种“再造”，因为现代“民族”一词所指代的，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蕴的新概念。正是经由现代政治启蒙和国家意识所引发的现代民族自觉，古老的中国人，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也可以说，从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自在”的中国人[4]到清末民国“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当然，这里所谓传统和现代，又都包含着中国自身有别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特征。
那么清朝到民国，“自在”的中国人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或者说人们通常所言的传统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华民族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