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作为各朝代通称的传统国名之“中国”，正如前文已经部分提及的事实能够显示的，不仅被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和一般臣民用之为与“大清”对等的习惯性国名，明末清初以降还开始得到西方列强的了解、接受和强化。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之后，也就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生效后，逐渐明确地称清朝中国为China（或其他相应的西文词如Chine、Cina等）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进程，大体相一致，尽管China及相关西文词中所涵带的某些带歧视性的历史内容，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可能会感到不快。
应该指出，China、Chine和Cina等成为欧美流传至今的对应汉字“中国”国名的相对固定之称谓，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明末清初，这一过程实际上就已逐渐开始。明末时，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整理后在欧洲出版，风行一时。书中明确告知欧洲人：这个古老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马可波罗称之为Cathay，“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而葡萄牙人之所以称之为China，则是由交趾人和暹罗人称这个帝国为Cin而来。“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利玛窦还告诉欧洲人，“除了新王朝一来就取一个名字以外，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有时候别的名字就和这个称号连用。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两个字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60]这种China（包括Chineseempire等词）与“中国”对应关系的实现和日益明确化，也使得“中国”作为国家名称，开始逐渐带有了西方人基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原则所要求、赋予和认可的某种潜在并将持续下去的现代特性。
在当时通行的汉语词汇中，作为人们熟知的国名，唯有“中国”或“中华”具有可与China（orChineseempire）、Chine、Cina等古今相续之内容相互对应的历史纵深。各具体王朝之名如汉、唐、明、清等，均无一能够胜其任。事实上，明清以降，由于西方近代政治和文明强势地位的持续保持，在此后的中西历史上，可以说China、Chine、Cina等与“中国”或“中华”的国名之间，实具有着某种相互对应、规约、彼此互动的特性，这一历史事实，今人绝不应忽视。20世纪初年时，出自佛教典籍、后又作为“China”等西文音译词从日本返回的“支那”之称，在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那里曾同“中国”国名一道并行使用，还曾一度相当时髦，也可以说与前述那种彼此相互规约作用不无关系。但“支那”毕竟不如国人熟悉的“中国”称谓来得更为习惯自然，且事关“名从主人”的国家尊严问题，故“支那”之称很快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所放弃。后来，此称更因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支那”一词的使用逐渐带有了对华歧视意味，开始为中国人所嫌恶。1930年，民国政府已公开拒绝接受来自日本政府的“支那”之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日本政府并在国内也要求其国人，不再公开称中国为“支那”。[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