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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已有中国学者专从政治学的国家类型的角度，相当敏锐地见及清末民国之前的传统中国有别于西方“帝国”（empire）、“族国”（民族国家，nation）的国家特性所在，在无法精准归类的情况下，十分自觉地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来概括，并称之为“中国之国”“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51]以此来特别强调其传统的王朝国家特性、政治品格和独具的政治文化，从而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知之明。这种王朝国家，既带有一种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狭隘性的“天下”追求，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政府机构且其后期的管辖范围日益明确（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在与欧洲近代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特性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绝不能将其简单视为非政治体state的所谓纯粹“文明体”。[52]而与此同时，中国王朝国家自身又仿佛带有某些“帝国”和“民族国家”的部分特征。

现今美国的一些“新清史”学者，似乎也重视清朝国家的政治文化特质，每好以“帝国”称清朝，但他们要么同时乐于将清朝前期对准噶尔政权等的征服行为与某些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帝国的海外侵略扩张相提并论，甚且等而观之，要么根本不理会20世纪初年清朝开始自称“大清帝国”时，其所谓“帝国”不过是模仿已经立宪的“日本帝国”或“大英帝国”的称谓，仅表明一种存有帝王或君主的“大国”含义而已，且其所表达的国家理想追求，恰恰是日、徳、英等国那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形态，而并非有别于现代国家的那种所谓包容“多元政治体制及其文化”含义上的empire。因此，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对“帝国”概念的有关认知和学术使用，实多有未妥之处或彼此冲突之点[53]，也没能准确把握清前期征服准噶尔政权等行为的内在动因与政治特质，以及清末时清廷自称“帝国”的历史语境。

另外，就“认同”本身而言，多元认同同时并存而各自居于不同层次，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类现象。在清朝入关，政权统治逐渐稳定之后，满人的“中国认同”和“大清认同”就迅速趋于同一，并与其自身的“满洲认同”以一种交织的方式同时并存着，它们之间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特定时期，也会以有些汉人不认同其为“中国或中华”的方式，表现出某种紧张，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并行不悖，而且入关以后的“中国认同”，作为一种兼顾对内对外、历史与现实的超越族群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前期为传统王朝国家认同，后期特别是清末开始向近代或现代国家认同转化），总体说来要处于更高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身份，且在晚清特别是清末最终实现现代性转换，不仅是清王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作用的结晶，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国特性”所在。[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