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作为传统国家的“中国”，它的地域范围、居住人民、主导族群在不同时代固然不断有所变化，但其每个占有中原的王朝国家却都无一例外地、连续不断地认同于“中国”或“中华”，以“中国”或“中华”自名、自称、自表、自得、自尊乃至自大，坚定地遵从于儒家政治文化，并表明自己是中国的一个正统朝代。这种朝代可以更替兴亡、作为传统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国家却永续永在的独特的历史延续性认同，并非今人以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加以主观反推的结果。它长期形成并不断强化了一种“中国天下”的共识，其内涵绝非狭隘的“汉人国家”所能概括。撇开政治文化不谈，仅就疆土而言，它可以说就集中体现为一以贯之的、中心不变而边界模糊但认同相当明确的“中国”传统国家特征。这一点与其独特的儒家政治文化相结合，毋宁说正是构成历史悠久的前近代传统中国有别于西方古今主要国家、特别是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色所在之一。[49]
20世纪初的清末十年间，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等人震慑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盛，迫切需要激发国人现代民族国家式的爱国心，因而痛责传统中国有“王朝”而无“国家”，并对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法规定的、确然无疑的统一国名一事而忧心如焚。熟悉万分且历史悠久的“中国”之国名明明自在心中，却仍在无意间把国家归结为纯粹的现代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之专属，这正是当年强势的西方政治文化霸权的典型表现之一。
如今，一些坚持认为“大清”和“中国”为两回事的学者，总爱拿梁启超1900—1901年间在《少年中国说》《中国史叙论》等文中批判中国“无国名、非国家”的过激之言说事，以为自己的偏颇观点服务。且不提其忽略了梁氏所言之具体语境与背景，未能完整准确把握其内涵，至少是对当时的思想缺乏再反思的结果。君不见梁启超一面批判中国无国家无国名的同时，一面又满口“我国”“我中国”“老大中国”和“少年中国”乎！君不知梁启超重新书写本国之史的开篇《中国史叙论》中，同样偏激地声称“虽谓中国前者无史，殆非为过”——难道我们竟也要真的相信他“中国前者无史”之说乎？！事实上，不是此前的中国没有国名，而是存在两种众所周知的传统国名，一是以朝代命名的国名，二是超越各朝代的通称“中国或中华”之名，而它们当时又有其国外的习惯对译名。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内，对外部世界陌生的中国人，一时竟不知如何标称自己的国名，这才是人们经常提到早期国人出洋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将祖国之名填得五花八门的原因。
但学者们应当注意的是，梁启超激言中国无国名，实际指的是当时中国无确定唯一、对内既体现国民的主权者地位，对外又不妄自尊大，还能将古今贯通起来的合用的现代国名而已，并且最终，他也并未能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选择，还是认定，相对说来仍只有“中国或中华”作为国名既具有历史延续性、也符合“名从主人”的现代主权原则，故其文仍保留“中国”名称，名之为《中国史叙论》。论者往往征引梁启超所论之前半段，而删掉其后半段，实不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