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篇文章中，杨度还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113]在他看来，由于蒙、回、藏与满、汉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所以只有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暂借君主的权威，才能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以共担国责创造必要的条件，“其始也，姑以去其（指蒙、回、藏等族人——引者）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其事虽非甚难，然亦不可期于目前”。[114]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五族”并提，也以杨度为较早，不过他同时视其为“种族”）。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与作为现代国民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且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融合发展史的自然延续。由此也可见，杨度对西方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了解相当成熟：他不仅看到了“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更正视了其以现代平等国民“主权”拥有者为政治前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之特性。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与此同时，杨度弃用“汉族”一词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也比当时的梁启超更为自觉。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有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此外，他所称包含五族的“中华民族”，也纯粹是就未来而言，而非就其当下现实立论。
杨度此文发表后，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章太炎随即作《中华民国解》一文，对之进行驳论。他在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但他批评杨度（当时未提其真名，而称“金铁主义论者”）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有误（以“华”初本地域名、国名，非族名），反对仅以文化同一认同民族的观点，而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期望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最终“醇化”，并承认满族在语言文化方面已有同化于中华的事实，不过他强调在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必先恢复汉民族政权的先决条件问题。[115]
较之以往革命派更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无疑已经有所改进。从章太炎对民族血统问题的单向强调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偏狭面，但同时也能见及在杨度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只是关注文化认同一点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长期延续的内外在联系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除文化之外，还包括地域、政治、经济和血统联系的密切性等丰富内容。
以“华族”“支那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来称谓汉族，在此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那里，都不是个别现象。如1907年5月12日，革命派马君武曾发表《华族祖国歌》，歌颂黄帝、夏禹在“华族”发展史上的功绩，号召民族成员奋起挽救民族和祖国危亡，[116]诗中所谓“华族”，指的就是汉族。
另外，也应指出，即使是用来指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也还并不算常见词，甚至比“中国民族”或“支那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少见得多。当时，日本人一般称汉族或中国人总体为“支那民族”。中国留日学生多或照搬使用，或直接译为“中国民族”[117]。这一类“中国民族”称呼，有时也包括满、蒙、藏等民族的人民在内。
依笔者所见，在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