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中华民族”概念问世记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世被赋予新含义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其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这一内涵的演变，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实说明，在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了。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
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他们也因此成为指代汉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种“中华民族”概念的思想启导人。
1902年4月，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连载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从上下文来看，它所指的当是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因为在该文中，他在“黄帝子孙”一词下，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又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以后几年，在其他文章中，他又多次使用“华族”一词，或称其为“中国民族”或“吾民族”“中国种族”等，可见其当时仍未将“种族”和“民族”严格划清。此种情形，即“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以后。
1905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110]，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同时简称为“华族”），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含义，表明他已不再是偶尔的使用。梁氏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同时，他还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外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化进华夏族的史实，以论证“中华民族”的混合特性。在文中，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里“悍然”一词的自我使用，说明梁氏对此一“断案”的作出，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而既然中华民族“自始”就是由各民族混合而成，那又遑论以后呢？
这一“多元混合”的民族总体特点的认知和揭示，最先是在“中华民族”一词而不是“汉族”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中完成的。它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其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它指称的还是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化力之伟大和各民族不断交融化合的历史角度，明确地昭示了其演化的当下趋势：将继续与其他目前尚未彻底融入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也就是说，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现代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