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现代汉语中“民族”一词和概念流行开来，应当说主要还是得益于日本汉字新词对译西文的用法。该词从日本正式传入中国，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时务报》，更大规模的传播，则是在20世纪初年。笔者以为，1896年11月15日，《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栏登载《土耳其论》一文，其中对“民族”一词的使用，似可以看作日本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正式传播的嚆矢，以后这样的传播接续不断。该栏目的主持人和翻译者，乃是从日本请来的汉学家古城贞吉。文中写道：
彼（指当时的土耳其人——引者）独知战斗，而不解政治，长于武断，而疏于文事。故能征服各国，同兹宗教。然古国民族，不知统御之道，只赖同种族同宗教为倚信，且所奉教旨，峻猛严厉，绝少变通，不留余地，故西欧文物之进，不能容焉。然其所治诸民族，已为西欧文物感化，而不受其羁縻。近今世纪间，倡自主之论，不胜枚举，而国民亦欲助成之。乃土人懵焉无知，拘泥故辙，于是乎有希腊国独立焉，有罗马尼塞尔维为自主之邦焉……
土耳其帝国所治民族，一曰土耳其人，二曰阿拉比亚人，三曰希腊人，四曰亚儿米尼亚人，五曰是拉母人，六曰亚儿把尼亚人。此六民族，其最要者也……[91]
从上述引文可知，这里的“民族”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具有独立建国的自主权利之政治共同体。作者并由此提醒读者，那种单靠传统的种族和宗教同一性力量，也即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民族治理方法，实在是不懂（现代）政治统御之道的表现，它根本无法阻止境内各民族的独立建国之势，因而也就最终难逃自身分崩离析的厄运。这个被当时欧洲人称之为“病夫之国”的土耳其，其民族在近代的悲惨命运之历史警示，连同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本身，就这样被带给了以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那批中国高度敏感、危机意识极强的维新思想家和革命启蒙者们，从而迅速地被他们所了解、所熟悉，并自觉运用到救亡图存、变法革命的民族运动洪流之中。
在清末中国和明治日本，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公认主要来源于对西方nation一词和概念的汉字对译和有关政治动员，同时与传统中文里的“民族”用法和族类观念也不无某种互动。而在西方，nation一词又源于拉丁文nationem，原意是“出生”。最初，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群，自然总是既分享同一语言文化，又受到同一政治制度和法律的管治，故有学者强调，西方的nation早已孕育着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含义，但“这种双重含义由于西欧（特别是英法）和中东欧（特别是德国）发展不平衡而得到强化”。现代化起步较早的英法两国，宪政民主发展较为成熟，尤其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nation一词中的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含义被突出；而后进的德国面对英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基于一种心理反弹，更多地强调其中的文化（种族、历史）共同体的传统意涵。此种含义在浪漫主义等运动的推动下得到强化，赫尔德的文化（型）民族主义，可以视作这类诉求的理论形态。而政治（型）民族主义，则以体现卢梭“主权在民”精神的民族思想为代表。[92]不过，在近代西方，特别是英法文的nation概念里，总的说来作为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双重内涵，通常又是难以决然分割的，前者也即政治共同体，甚至还是凸显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分野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