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报社的同人中，不仅一般性地倡导“五族大同”，其核心人物满族人乌泽声、穆都哩等还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即分民族要素为同一的言语；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职业及共同政治之下；同一宗教；人种之混同），甚而分析指出，满汉并非为两个民族，实际上为一个民族。因为民族与种族不同，它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由此出发，他们认定“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135]或言：“满汉处于中国，久为精神上之混合，文化之陶铸，风俗上之浸染，政治上之团结，已成一民族，而不可分为两民族。且随社会之演进，已由民族进为国民，只有兄弟同胞之亲爱，绝无民族离贰之恶情。所谓排满排汉，不过无意识者浮言邪说，不足以为我满汉同胞之代表。”[136]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不只满汉如此，实际上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137]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民族”乃是区别于“种族”，建立在统一而平等的现代“国民”政治身份基础上的文明融合体和命运共同体。正是以此一“民族”认知为理论基础，他们才得出全体中国人为“一个民族”的结论。可以说，这一认识实际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这种既强调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又强调平等的现代“国民”政治身份以及受列强压迫之共同的现实命运，并以此来论证当时中国各族人民已为同一现代“民族”的观点，已开30多年后顾颉刚、蒋介石有关“论断”之先河，但却比他们似乎更了解英法美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政治内涵（此点我们在后文还会进一步谈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缘故，《大同报》第4号附登《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竟多次径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138]
不过，在立宪运动期间的留日学生当中，有的旗人在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已融合为一个大“民族”的同时，也看到并且指出，其中有的部分之文化融合程度仍是不足的，还需要继续加以“建设”，努力发挥“互相同化”的积极作用，尽管其“同一”的趋势已无法改变，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穆都哩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就写道：
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139]
在这里，民族认同的现代政治性原则，以及文化融合才能使之深化和巩固的认知，可以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觉强调。这是对西方特别是英、法和美国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走向深化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