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赞成“新清史”诸人强调在清朝，多种民族文化之间彼此“涵化”（acculturation）的提法。可问题在于，参与涵化的各族文化对于清代中国发展之实际影响、地位和作用，并非完全对等。总的说来，入关以后，汉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并不断加大的。统治广大汉人的现实需要，以及对清代以前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认同的强化和深化，必然导致汉文化在清朝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相应的，满文、满语的实际地位却在逐渐下降中。到清代中叶时，已有不少满人官员不会使用满语草拟奏折，这成为稍后乾隆多方面采取措施、强化满人自身认同的一个直接契机。但根本趋势已无法扭转。以清朝最重要的政书《清实录》的纂修为例，最初，实录是先修满文本，然后译成汉文本，再由汉文本转译成蒙古文本。康熙时代起，因各种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所以从雍正朝修《清圣祖实录》开始，实录满汉文本之间的修纂顺序不得不颠倒了过来，是先修成汉文本，再分别据之译成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康熙遗诏里只用满汉两种文字，也是先写汉文、后写满文）。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甚至还表明了汉文作为大清国“共同语言地位”之确立。[41]。这一看法是否切当，当然还可讨论，但它至少表明康熙时代起汉文化对满人的影响程度已然相当深化，却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晚清后，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广大汉人地区大规模的反抗过程中，这种汉文化影响强化和深化的趋势又得以进一步加剧。笔者发现，在晚清，西方诸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都只使用汉文本与其本国文字本。以致1875年，光绪在谈到中国和秘鲁换约等事宜时竟明确谕称：“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42]可见在这一文化权势转移的过程里，外国殖民者特别是欧美列强，也曾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能生动地体现这种文化地位转化的，或许还是汉文中“国语”一词含义最终的满、汉倒置。晚清以前，“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所自豪的满族特性，“国语”自然是指满语，而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流行的“国语”一词却已逐渐明确地指称汉语“官话”。1911年夏，清廷竟以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的方式，将汉语官话定为“国语”一点正式确认，通令全国传习。这种认同情形对于满人来说，自然也存在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它应当是在清末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族群文化现实互动和社会历史强势选择的结果。而这种以“官话”作为各族人民相互沟通工具的现代“国语”地位之最终形成，对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和生成，其基础意义显而易见。
在清朝尤其是清末以前，满人的“中国认同”基本由专制皇权和满人上层贵族所主导，一般满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这乃是那个时代满人“中国认同”的突出特征。而实现大一统格局之后的清朝皇帝及满人上层之“中国认同”，又可谓坚定不移、毫不含糊。不难想象，要是盛清尤其是晚清时，哪个满人和其他族群的中国人敢像欧立德那样声言“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43]，大清皇帝非但绝不会允许，肯定还要对其严加治罪。这是今人讨论这一问题时所应该具有的起码历史感。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曾经历前后演变的过程。不仅入关前后有区别，通常所谓的清朝前期、中期和晚清也有不同。时至清末，为了抵御激进的“排满”运动，一部分主导政局、参与新政的满人官员和留日学生的“中国认同”得到升华，在他们身上，初步实现了从认同传统的“专制中国”到自觉批判八旗制度、认同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立宪中国”之近代转变。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型的满人官员和知识人具有时代特点的民族认同和政治选择。
在整个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中，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前后虽不无变化，但儒家的“大同”理念却是其始终贯穿如一的思想基盘。“大同”概念出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它所追求的是破除一切彼此界限，平等融合、追求共性的人生和国家至上境界。所谓“求大同，存小异”，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为人与行事原则。这在中国既是一种重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一种与他族类交往的族群观和政治观。乾隆在《西域同文志序》中谈到“天”的各种语言说法有别但无不“敬之”之时，就曾使用过“大同”概念。其言曰：“汉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44]“大同”的前提是“同文”，同文并不意味着以其中一种代替其他，而是互释、共认、同存，相互沟通。晚清洋务派所奏办的“同文馆”，也是此义。不过清末端方等满人所频繁使用的“大同”观念，与《礼记》泛论的普世性和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大同”主张之超越国界仍有区别，其所使用的范围还只限于国内。但很显然，他们对“大同”观念与“中国”国家整体认同之间关系的把握，已经更加自觉、清晰和深入了。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会详细谈到。
在笔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及其有关问题的时候，不能一方面极端强调“中国”含义的模糊、断裂和变化，而同时又偏颇僵硬地执定一个狭隘不变的“中国”定义来评断有关历史——也即把“中国人就是汉人，中国就是汉人统治的国家或地区”这一某些特定朝代的“中国”之历史含义固定化，并始终不变地以这个固定化的“标准”来判断此后变化着的或变化了的那些“非汉人”的中国人身份及其所属王朝国家之属性。[45]如今，许多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思路或论断，常坐此病。因其并不能将自己的论述立场贯彻到底，往往陷于此类思维矛盾之中而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