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清朝满人统治者的“中国认同”，就是在与各民族特别是与汉人复杂的矛盾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这一认同，既以满、蒙古、汉等民族政治合作为基础的“大一统”之实现为其条件，又以文化上的多元并存、不断融合和对外维护其整体尊严为鲜明表征之一。1727年，在召见西方传教士，驳斥罗马教廷关于信仰天主教就不能祭孔祭祖的规定时，雍正就曾以“满洲人”身为中国人的一支而自豪，并因此坚定地以中国文化的“护法”自任。他郑重表示：“作为一个满洲人……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象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喇嘛教最接近尔等的教，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29]他甚至还更为明确地声言：“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30]最终，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政策在他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其中自然含有国家政治考量的因素在内，但“中国认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十分明显而重要的。
其实，早在康熙时代，对西国传教士以“中国”或“中国人”自称，自觉捍卫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尊严，就已经成为一般士大夫、清朝官员乃至大清皇帝的习惯。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人员在翻译有关西国文书为汉文时，都已习惯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其臣民为“中国人”。现存康熙皇帝亲笔删改的有关康熙与罗马教皇来华使节关系问题的14通汉文文书里，凡是提到清朝所指涉的国家时，全就使用“中国”二字，且触目皆是，无一例外。当时，正值所谓“中西礼仪之争”时期，罗马教皇第十一世颁布禁令，规定不许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称造物主为“上帝”，不许他们祭孔祭祖，“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等，还强调“从今以后，凡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或再有往中国去传教者，必然于未传教之先在天主台前发誓，谨守此禁止条约之礼”。为此，教皇使者嘉乐亲到中国传布谕令，由传教士将此禁令译成汉文，上呈给康熙皇帝，请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31]康熙看过之后，不禁大怒，立下朱批：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同【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2]
康熙皇帝本来轻视天主教，以为其讲求“祈福求安”，与“佛道之理”并无大的差别，无法与孔儒的敬天之道相提并论。故他只愿意留下身怀特殊技能的西人在宫廷服务，至于其传教与否，实在觉得可有可无。因此当罗马教廷使节嘉乐来华时，他便痛斥教皇谕令“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逼得中国非禁止传教不可。[33]他还就此面谕在京的西洋人说：“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廷】、曲赐优容致【至】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34]由此，可以得见这位以“中华帝王”自居自傲的皇帝对待天主教的真实态度如何。
图1-11727年，康熙皇帝关于罗马使节来华告示的谕批[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