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皇帝及满人上层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现象，以往学界常常称之为“汉化”，其实正如何炳棣先生在反驳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有关“新清史”观点时曾表明过的那样，或许称之为“中国化”或“华化”，要更为准确[24]。这不仅因为清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文化已非汉人文化所能囊括，更重要的是，清代在“中国”或“中华”的名义整合下，其文化也是各民族彼此互动的结果。就康雍乾三帝所代表的满人上层而言，他们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同时，实际上也对之加以了选择性改造，有学者强调这一时期朝廷的官方儒学是带有满人统治特点的专制性极强的“清代皇家新儒学”，认为它乃是“融华夷观、君臣观、正统观、礼乐观、灾祥观以及有关养民、察吏、明刑、封建、井田、科举、乡约、教化等各方面认识于一炉”的独特的新儒学思想体系。[25]这的确很有道理，对认识相关问题甚有启发。
就政治制度而言，虽说是“清承明制”，但满人皇帝却建立起了独特的“军机处”和“秘密立储制度”，改革了中国传统的君相体制和皇位继承制，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与此相一致，在统治少数民族，拓展和有效管辖辽阔疆土的策略上，至少就清前中期而言，他们也已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满人特性和传统，如尚武重骑射，实行满蒙联盟，重视喇嘛教，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元文化并存，乃至自觉抵制好虚文之“汉习”，等等，其超越前朝的统辖成效不仅为今人所熟知，也早已为清朝满人皇帝自身所自觉。不过清朝皇帝的此类自觉，往往又与认同“中国”和希望被汉人士大夫真心接受的心理有直接关系。如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就针对视满人为夷狄，不愿接受其为“中国之主”的汉人士大夫代表曾静等人，理直气壮地自赞清为中国扩展疆域的汗马功劳，其言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在《大义觉迷录》中，为了说服那些仍然反清的汉人士大夫，雍正有时不得已也偶尔使用明代时狭义的“中国”概念，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中国”自称的，或者说其对“中国”一词的绝对主要用法，乃是将满人等族群自身也包括在内的、扩大了范围且古今贯通的“中国”含义（绝非自外于中国）。至少康熙中期以后，就是如此。因为其所谓“本朝”或“我朝”乃至“天朝”，都是“中国”朝代的自承之称。所以雍正在谕旨中又特别指出：“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26]只要反复阅读《大义觉迷录》，总体上把握其完整内涵，并参照其他官文书，就不会对其所使用的“中国”一词的主要含义发生误解。[27]不仅如此，雍正还强调清朝结束战乱，实现新的大一统是“大有造于”中国，所谓：“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矣、至矣！”[28]可见他不仅认同于“中国”，还以满人能够建立“中国”新朝代并得以再造“中国”，实现其开疆拓土的发展为之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