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掌控中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特别是当其遇到“华夷天下”之外的外国或外国人时，该王朝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中国”，并自称中国和中国人，两者实际上就变成一回事。而同时“中国”也就当然成为自在的、中外双方均自然习惯使用的通用国名，明清时代，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生效后的清朝时期，就更是如此。与此相一致，从19世纪初开始，由西方来华传教士编撰并在中外公开出版的各种英汉、汉英辞典，一般也都是将China与“中国”“中华”对应、互译。这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常识，以往却很少被人用来讨论清朝时期“中国”国名的中西互动问题。
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不愿直接称大清为中国，倒乐于简单直接地称入关后260多年的大清国为“满洲帝国”，这从入关后满人的国家自我认同角度来看，严格说来才真正不妥。以往，学者们曾长期认为“满洲”一名为皇太极所臆造，后来据中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满洲”也可能曾是努尔哈赤所统旧部（或国，满语为gurun）的原名，或曾作为一种以族名名国的泛称而非正式国号存在过（类似于所谓“诸申国”）。但从现有的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看，其正式的国号，至少从1616年之后的两三年开始至1636年改国号之前，就一直是“金国”（aisingurun），“金”的满语译音为“爱新”[22]。1635年，皇太极为了斩断与“诸申”（jushen或juchen，即此前辽东女真语各部之总名）的关联，严禁用“诸申”称谓，而令恢复使用所谓“满洲”旧名。次年他又正式改国号“金”为“清”。不过此后的大清国虽“首崇满洲”，却已绝非满洲一族之国，而是其主导之下的满、汉、蒙古等族人民共享的国家。“满洲”与“大清”也并非含义等同的概念，它主要作为族称使用，或被用来指称大清的发祥之地。清朝皇帝入关后所发布的对内的重要国家公文中，都不曾正式以“满洲”名其国，这与其认定大清是满族祖先建立的国家这样一种意识并不矛盾。可以断言，入关之后的“满洲”基本上是满人的族群认同符号，总体说来，它与其自称“中国”或“大清”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
（1）满人统治者“中国认同”的内涵、特点及有关问题辨析
就入关之后而言，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不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如前所述的国家名称层面的自认“中国”和自称“中国”。至少从康熙时代起，这种做法在满人高层，已经逐渐成为日常习惯。包括满人在内的清朝皇帝之所有臣民都属于“中国人”，包括满人发祥地的“满洲”地区在内的所有大清国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认识起码在康乾盛世的清代，已经成为包括满人官员在内的清朝之官方常识，并得到了当时及此后国际社会的承认。二是与国名认同相关，清朝皇帝及满族上层对此前传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主体（以汉文化为核心代表），明确加以认同，尤其是明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对传统的帝系、帝统自觉接续，并以中华儒学正统（所谓道统和治统的结合）自居，确然自认清朝是自古及今中国的一个朝代（如称明朝为中国前朝）。这从清朝的帝王祭祀的内容中不仅有远古以来的汉人皇帝，也含括入主中原的蒙古和满洲等族的帝王，可以概见一斑。[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