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China。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of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empire（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在中西交往的文书里，以 Chine、Cina、China等来对译“中国”或“大清”，已成为习惯）。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对等的、可以互换的。美国和法国等的使用，也是如此。这就像一个中国传统士大夫，除了有“名”，往往还有“字”和“号”，可以用在不同场合一样。谁说一个国家就只能有一个名字？在那个特定时代，在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具体的王朝国家名称与历代的通称“中国或中华”两者并用，是极其自然的。不仅中国如此自称，当时的欧美政府对这两个名称的“对等性”及其并列使用，也非常了解和理解，运用起来已然相当自觉和熟练。
为了更加明确地论定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以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中首次涉及中外“国籍”问题的条款文字，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因为现代“国籍”问题通常都与“国名”称谓紧密相关。该条约汉文版的第五款和第六款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除彼此自愿往来外，如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带往美国，或运于别国，若中国及美国人将美国人勉强带往中国，或运于别国，均照例治罪”；“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人一体均沾；中国人至美国……俾中国人一体均沾。惟美国人在中国者，不得因有此条，即特作为中国人民；中国人在美国者，亦不得因有此条，即特作为美国人民”。表面上，该条约还将中国视为现代独立主权国看待，反复强调“中国辖境”的主权地位，以及彼此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互与留学优待等权利。别有意味的是，为了显示其有别于其他西方列强，美国一方还在条约第八条中特别表示：“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19]该条约的英文版，无论是“大清大皇帝”还是“中国大皇帝”，一律都译成emperorofChina，完全不加区分。
1869年，特别看重《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在中美关系史上之重要地位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斯（JohnLivingstonNevius），特将该条约作为附录收进其英文名著《中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同时，该书关于中国的国名部分明确告诉其国内的美国人：“中国人讲起自己的国名，最常用的是‘中国’（ChungKwoh）MiddleKingdom；另一个名字是‘中华国’（ChungHua-Kwoh）MiddleFloweryKingdom……此外，统治王朝的各朝代名称也经常被用，比如目前就又称作‘大清国’（TaTsing-Kwoh）。”[20]可见，当年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王朝名和历朝通称国名的混用一点，就已然十分清楚。不仅如此，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相应地或称中国为empire（帝国），或称中国为nation（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也并不统一，且不特别在意分辨其彼此国家的政治体制之性质，尽管在英文条约中，他们有时会将“中国人”译为Chinesesubjects（中国臣民），“美国人”译为CitizensoftheUnitedStates（美国公民），以示区别。[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