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康熙还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中国”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现实威胁，声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13]到乾隆之时，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1767年，乾隆本人便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14]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他者”时，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自称“天朝”或“中国”，虽然体现出某种虚骄自大，但同时也是实指自己王朝国家的政治实体。当时，康雍乾等清朝皇帝，对于世界上存在众多国家的事实，其实相当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强调对外应称“中国”时，恰恰针对的是永昌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他明谕“归汉”的说法为“不经”，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包括其统治的全部地域和各族人民在内的总体理解。[15]毫无疑问，可以用来对外自称且与“大清”能够互换的王朝国家之通称——中国，朝廷决不会允许它只指代汉人和汉人聚居区。这是当时最大的公开意识形态。
最近，青年学者钟焓发表《非汉文史料中所见“中国”一名及“中国意识”辑考》一文，不仅指出满文中“中国”（dulimbaigurun）一词在入关前就已存在的事实，而且举出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外其他一些关于满人认同“中国”的有力的满文证据。比如，明末清初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es），1668年用葡萄牙文写作了《中国的十二特性》一书，1688年被译成法文以《中国新史》为名出版，接着又转译成英文，成为对西方人认知清前期的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汉学名著。该书的第一章里，安文思的记述即可反映出，康熙前期，入主中国的清朝统治者便已不再避讳使用“中国”名称，书中所谓tulimpacorum，就是满语dulimbaigurun的转写形式。又如，雍正元年（1723），曾被康熙派遣出访土尔扈特的清朝使臣图理琛刊行《异域录》满文本（后又出汉文本），其中以“中国”（dulimbaigurun）自称的情形更是屡屡出现，而且一般多用在与俄国官员和土尔扈特阿玉其汗的当面交谈中，可见其“中国意识”之自觉。尤其是图理琛还习惯使用“我（们）中国”（menidulimbaigurun）这样的说法（赵刚此前的英文论文已指出此点），更能突出体现其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态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