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及其现代转换——兼谈作为现代国名的“中国”究竟始于何时
众所周知，在入关之前，大清的最初奠基者努尔哈赤等曾对当时称为“中国”的明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被封为明朝的“建州卫指挥”。他们尊大明为“天朝上国”，自认其为华夏边缘之“夷”。不过，他们虽承认在当时，作为华夷天下秩序之中心的“中国”，天命仍暂系于明朝，却已开始认定，“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和汉族可以永久独占，他们也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竞争。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在入主中原之后，满人皇帝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而绝非仅汉人居住区的王朝国家认同便加快形成了。[9]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随处可见，并因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精神而迅速成为“中国”用法的绝对主流。至此，可以说满人高层认同“中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尤其是已逐渐成为近代或现代国家体系成员国的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对称。皇帝、满人大臣、汉人大臣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
康乾盛世时，表示原明代汉人统治区含义的“中国”一词虽仍有某种遗留，但这种范围较狭的“中国”概念已无法使用在表示王朝国家身份认同的正式场合。在《清圣祖实录》对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里，作为包括整个大清国国土在内的国家名称之“中国”和作为全部大清臣民的中国人称呼之“华民”已被多次使用，满族的发祥地，也被明确认定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在《尼布楚条约》满文本里，“中国”称之为“dulimbaigurun”（条约“一开始即用dulimbaigurun-ienduringgex?wangdi[中国的至圣皇帝]一词，拉丁文本作Sinarumimperatoris”）[10]。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哪些系“朝鲜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11]已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其谕文如下：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12]
由此可见，“中国”此时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大清国家认同的政治符号，而且这一符号还与带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特别是国界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