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同一天（1939年2月9日），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也发表了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的《中华民族问题》一文，这颇能表明国民党的态度。该文采用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对“民族”的解说，来论证各民族为同一个“民族”，表面上与顾颉刚采用何文康的民族定义略有差别，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密尔这样定义“民族”：“民族是具有共同意识感情，因历史流传，政治上结合已久，各自愿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类集团。”这一定义既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意愿的重要，又重视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政治上结合已久的意义，毋宁说这也是一种民族观的自觉选择。在《中华民族问题》一文中，萧一山还论证了历史上的各族人民早已互相融合为一体、难以分别的历史特征，并且以“萧”姓为例，对此做出极为生动的说明。他说：“譬如姓氏是代表民族血统的，然而现在的姓氏，最不可靠，以我的姓——‘萧’来说，本是殷民大族之一，封为萧而后得氏，可算是老牌的汉族了。五代时，契丹大将侵入开封，羡慕汉姓，让书记替他起一个名字叫萧翰，因此辽的后族，都姓萧，最有名的萧太后——和杨家将对垒的——也就是这一族人，有谁知道现在姓萧的，还是‘丰沛故家’，还是‘兰陵旧族’呢？还是‘契丹之后’呢？”[55]应当说，以此例来说明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血缘的混杂难分，的确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受萧文影响，一年以后的1940年，著名刊物《民族公论》上又刊载了一篇引人注目的长文《论中华民族》，作者为姚江滨。该文不仅从萧一山前文中借用了约翰·密尔关于“民族”的定义，且继续此文的思路和论说方法，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族最终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特点，进一步地加以了揭示。文章指出，“中华民族的同化与演进，恰如水波，一起一伏，有一次的战争，就有一次的混合，就有一次的统合为前推后进，愈演愈广，愈演愈强，所混合的成分，也愈繁多；活动的范围，也就愈大，民族的努力，当然要渐渐的雄伟起来”。在作者看来，“‘中华’，既为国族的全称，那么我们就应该认清：建立‘中华民国’的人民，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统指中国史乘的各种人的全体而言，例如汉、满、蒙、回、藏、苗等”——她并非只是一个汉族的天下，其文化也并非只是汉族的文化。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血缘等方面，她都由“多元”构成。当时流行的所谓“汉奸”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应该称之为“华奸”或“国奸”，甚至“汉、满、蒙、回、藏”等名词，也有“取消的必要”，等等。在该文中，作者格外强调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一个民族在共同的历史过程中，有着共同的荣辱，共同的艰苦与幸福，共同崇拜的民族先哲圣贤，以及共同的目标和希望。因此，历史最能维系民族的感情，巩固民族的团结，统一民族的意志，发挥民族的力量”。[56]可见姚氏这里的“多元”论，与承认各族为“民族”条件下的多元论又是有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