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次抗战，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全民族求得解放，达到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就须趁早实行准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诺言，而共同组织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理想，而如何促成民族国家的组织，此种伟大事业，一部分就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49]
也就是说，在吴文藻看来，建立起复合性的“中华民族”之“多民族国家”，是“现阶段的理想”，而建立一个单一性的“中华民族”之民族国家，尽管是“伟大事业”，但显然还有赖于包括“边政学”建设在内的今后国人的努力。[50]笔者以为，民国时期，吴文藻从人类学角度所提出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建设之初级阶段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蒋介石和顾颉刚等所代表的单一性“中华民族”观念的思想路向。它既吸收了苏联民族联邦的思想因素，又自觉放弃了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这样的“民族国家”之虚名（有名义，但没有独立国籍）[51]，这与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探索，是相向而行的。人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后来提出的著名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它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形态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其民族认同的不同层次之多元统一性，自然是较为成熟的理论。以往，讨论有关问题的学者们多强调该理论的最终形成与费孝通反思昔日与顾颉刚的争论，以及建国初期他亲身参与的民族大识别工作之密切相关性，而笔者以为，其实在那一论争过程中，费氏所得到的吴文藻先生的指点、特别是《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所阐发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初级阶段的中华民族建设观，对其后来“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也应当起到过某种直接的启发作用。但这一点，似乎被人们所忽略了，甚至吴文藻此文本身也长期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52]而忽略该文的有关看法，直接以吴文藻1927年发表的《民族与国家》和1942年其所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两文为据，来阐述吴氏民国时期的核心民族思想，恐怕是不完整的，甚至还可能容易产生偏颇理解（如关于其对汉文化功能的认识方面）。
1939年前后，傅斯年之所以“痛恨”吴文藻的有关思想活动，除了不喜欢人类学特有的那种专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及其文化特性为职志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姿态，以为容易激发其离异意识，从而不利于民族融合和抗战建国之外，恐怕与吴氏本身并不讳言公开取法苏联的民族建设思路与模式，也不无一定关系。
从傅斯年上述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说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时代思潮的强势流向和许多国人的情感归趋。相比之下，吴文藻和费孝通的这类复合式的中华民族结构论之声音，反而一度趋于低调和沉默。实际上，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前，为强调“中华民族”乃一个单一性民族，就否认各民族为“民族”的明确论调，便已屡见不鲜了。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种族”论事例外，还可另举出一些代表性形态，像“支族”论、“部族”论等其他方面的例证。如1938年，教育学者汪少伦曾在《国是公论》上发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就已明确提出并论证了“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构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支族论”。该文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