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何以遭傅斯年如此之“痛恨”？他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取何种认识与态度呢？查当时的报刊，知这位在云南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的确有一种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特有情结，对研习、传承、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即便在抗战那样的特定时期也不例外。他当然也认同“中华民族”的整个性和一体性，但却并不认为“中华民族”是由一个单一民族所构成。在他看来，回族、苗族、瑶族等作为“民族”的存在，是应该正视的现实，而且这也并不妨碍大“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1939年3月17日，吴文藻在《益世周报》上发表《论边疆教育》一文，就借机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上述看法。此文发表的时间虽晚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个多月，但却应该不是专门针对顾文而发。当时，正值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吴想趁此机会，较为系统地提出关于“边疆教育”的意见，希望“作公开讨论，以唤起舆论界对此问题的注意”。在此文中，吴文藻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发展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乃是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当前急务”；第二，“促进边疆教育，实为发展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第三，“边疆教育乃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必须先建设一套边疆教育学的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张本，然后在应用一方面，始能根据确定一种或多种比较适当的边疆教育政策”。此文不仅对边疆教育的内涵、学术文化意义阐发了独到见解，而且继社会学家杨堃等之后，较早明确提出“边疆教育学”的理念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者在这一领域将大有可为、“贡献独多”的前景。以往，学界谈到吴文藻先生在边疆研究方面的贡献时，一般都要提到他1942年所写的那篇《边政学发凡》的大作，其实，《论边疆教育》一文，也是其值得重视的思想篇章，可惜它却长期被学界同人所遗忘了。[45]
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吴文藻虽无意直接讨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类问题，但显然还是间接地表达了一些与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观点有异的看法，也不妨说是一种间接回应，而且比其弟子费孝通的直接回应要早一个多月。他认为在我国边疆地区，“种族宗教复杂、语言文字歧异、经济水准不齐、文化程度不等”且彼此感情隔膜不无相互猜忌之心的多民族存在，似并无否认之必要，只有本着“‘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晓示‘中华民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真义”，努力去扶植边地人民，改善其生活，开发其智识，才能统一思想、化除畛域，充实国力，巩固边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文藻在此文中还明确提出了所谓“‘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在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中，又主张以汉文化作为“中心势力”，积极促成“向心运动”，将其“冶为一炉”，为将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国家”做长期的积极的努力。文章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