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傅斯年等人虽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个”性与“一体”性，最初却还没有公开明确否认构成这一整体的国内各民族之“民族”身份和地位，尽管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是稍后几年，他们才更加明确后一认识的。据傅斯年的后人傅乐成回忆，1938—1939年间，傅斯年曾著《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书中认为，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在名称上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的说法，但事实上只为一族，如“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去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43]
顾颉刚无论是写前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还是为回应费孝通而准备的那两篇论文，其实都与傅斯年有过实质性的交流，甚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还可能是傅斯年先明确提出来的。因为顾氏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一开头曾特别提到，昨天接到一个老朋友来信，他以一腔爱国热情写道：“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这里，顾所提到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傅斯年。《顾颉刚日记》里还多次记录了其在草拟答复费孝通的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过程中，曾经与傅斯年往复讨论和相互支持的有关情形。
在费孝通与顾颉刚具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之后，傅斯年还曾试图从行政上干预此事。在他看来，费孝通是人类学家吴文藻的学生，费文的写作显然受到吴氏的指使，而吴文藻当时是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派到西南地区工作的，于是他就直接致函此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杭立武，希望将吴文藻调往他处。该信写得很激动，信中指责吴、费等人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将苗、藏等都视为“少数民族”并强调其有民族“自决权”的不当，对那种“为学问而学问，不管政治”的高调，也表示明确的反对和痛恨。信中写道：“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