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纠正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我们希望教育部照（民国）二十年公布“东北”一词的成例，立刻公布有关国家民族的各种名称。比方我们的民族，应当正式规定为“中华民族”，简称为华族。西南边省的山居人民，绝对废除“苗”的称呼！其余旧所谓蒙、回、藏，以及其他一切边省人民，以后只能称为“边省人民”，汉族也只能用“内地（或腹地）人民”的称号。蒙藏委员会、蒙藏学校之“蒙藏”二字，也宜以“边政”二字代之。此外，卖国求荣的汉奸，因“汉”字义狭，应该改名为“华奸”，不然就直接了当呼为卖国贼也可以。[68]
这种对国内少数民族称谓的高度敏感和警惕，也曾一度引起国民政府的共鸣和重视。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教育部的有关呈请，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要求此后“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等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某某省县人等。如此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原籍西藏地方者，可称为西藏人；其余杂居于各省边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照内地人分为城市人乡村人之习惯，成为某某边地人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69]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关于构成单一性“中华民族”的各个具体组成部分的称谓性质，除了前面提到的“种族说”和“支族说”之外，还有一种“部族说”。早在1934年年初，广西省政府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时，就曾将正加以“开化”的苗、瑶、侗等众多西南少数民族，统称为“特种部族”，此后多年一直沿袭不衰。[70]当时的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字宾南），已经认为中华民国之内将来只能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但她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的种族。雷氏曾留学英美多年，熟悉西方现代的民族思潮，也是国内较早对“民族”和“种族”概念有过一定研究的学者型官员，在他那里，“部族”和“种族”似乎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他们都有别于“民族”。他强调：“民族是构成新社会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至文化基础。将欲在中华民国中改建一个新社会，我们不可不先将全国民众组成一个民族，使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组织及功能应该类似一个大熔炉”，“满汉蒙回藏苗”等“种族”，“儒道佛回耶”等宗教，都在其中“尽被同化，成为一个化合体”。[71]这么说来，雷沛鸿也是较早将中华民族的各分支民族称之为“种族”的思想先行者了。只是在他那里，“种族”和“部族”还在彼此混用。
实际上，曾参与顾颉刚和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问题讨论的徐旭生（当时写作“徐虚生”），也是喜欢使用“部族”一词的。顾颉刚可能受到徐氏的影响，在回应费孝通的第二封信中，偶尔也用“部族”一词来称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1940年完成，1942年年初出版的《我们的国族》一书的作者毛起鵕、刘鸿焕等，更是郑重而明确地称各民族为“部族”，并反复强调所谓中国“少数民族”的说法不对：“要知道中国境内，是没有西方那样的‘少数民族’问题的。我们也一再说过，汉、满、蒙、回、藏、苗……并不是民族单位，只不过代表中国境内生活、习惯稍有不同的各种人，他们都不过是组织中华国族的各支系，所以叫他们为部族，是最适宜不过的。”[72]在同年发表的《民族、种族、国族》一文中，毛起鵕又表示，“部族”的含义与英文中的“nationality”大体相当，换言之，“‘nationality’应译为‘部族’，近似所谓‘少数民族’（minorities）”，但其与“少数民族”又有所区别。“民族”与“部族”可依两个标准来区分：一是“政治组织之有无”；二是“人数之多寡”。“民族为政治的结合，部族则为非政治的结合。政治的结合最高形态为国家为民族所应有，却非部族所必需”；“在一民族一国家里，民族就是人民的全体；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多数民族即可作为民族的代表，而少数民族便是部族”。[73]毛起鵕的具体表述或许不无矛盾之点，但他愿意称中国国内各民族为“部族”，却是明白无误。
在当时的中国，与上述看法相关，且最有影响和较为流行说法，当然还是蒋介石那众所周知的“宗族说”，它直接促成了抗战中期关于单一性“中华民族”舆论宣传**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