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多元一体论或复合性的中华民族论者与“黄帝子孙”说的历史关系如何，也不能一概而论。从表面逻辑上看，两者确有矛盾，事实上秉持此论者，也有明确否认所有中国人均为“黄帝子孙”的人，较早一些的，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清末学者胡炳熊；稍晚一些的，如1928年《中华民族小史》的作者常乃惪等，都是如此。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认定，“多元一体”论者多属“黄帝子孙”说的反对者。事实上，延安时期的中共，既是复合性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有力倡导者，更是这一意义上的“黄帝子孙”说持续高亢的认同者和言说人。[65]此一情形，实际至今也依然没有改变。就拿常乃惪来说，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到过的，他一方面说“中华民族，非一单纯之民族也；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但另一方面却又说：“然至于今日，则人尽自觉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人尽自觉为黄帝子孙，此无他，五千年来文化陶镕之所自也。”由此可见在情感上，常氏也并不排斥对“黄帝”这一象征性先祖的认同态度。
与“黄帝子孙”说同时，近代中国还有今人更为熟悉的“炎黄子孙”说也得到传播。如前文提到的胡石青《蒙藏民族是否炎黄子孙》一文，即为其代表。不过就当时的传播程度而言，“炎黄子孙”说（包括炎黄之胄、炎黄遗裔等说），似远不如“黄帝子孙”（包括黄帝遗胄等）之说来得流行。不仅抗战时期如此，整个近代恐怕也是如此。这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的明显印象。[66]“炎黄子孙”说在民族祖先的涉及范围上，较之“黄帝子孙”说要略为宽泛，它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远远超越“黄帝子孙”说，大约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与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
笔者以为，抗战时期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说，不过是部分反映全民族同类认同和凝聚意愿的一种象征性说法而已。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泛血缘认同”为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整体认同。[67]一些明知黄帝、炎帝和蚩尤等为历史中传说人物的历史学家，在抗战时期却也并不否认“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认同的历史延续性、某种拉近情感的积极意图及其当时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意义，原因就在于，历经外族入侵的中国人，当其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实在迫切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光是政治认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带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此种泛血缘联系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这对于处在抗战时期的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有益于凝聚为一体、易于相互传导和彼此感染的精神纽带。
至于这种说法的内在矛盾，当时却很少有人在意和深究。
1939年初，与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几乎同时或稍晚，《文化动员》杂志上也发表了何国雄的《谈中华民族》一文，同样不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只认其为“种族”。作者明确表示：“一个民族的长成，通常是由氏族而种族，由种族而民族。我中华民族，一般人都说是由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结合而成，我以为所谓满蒙回藏充其量只能承认他是种族，决不是民族。”何氏还强调，“旧说所谓五族，在某种程度上说，实在是受了列强分划政策的影响。不客气的说一句，也可认为旧说的‘五族共和’我们实在上了当。如今我们明白了，我们不再附和任何分划的谬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民族称谓的相关问题上，何氏甚至还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紧张，他主张为避免紊乱和以正视听计，不仅错误的民族理论要纠正，一些不正确的称谓也当立即废除。文章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