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该文还特别提出了民族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民族共同祖先的问题，并给予专门阐释，这反映出当时中华民族认同的某种认知演进。作者认为，在中华民族早期的黄帝时代，中心人物其实并不止黄帝一人，此外还有炎帝和蚩尤。由于黄帝在战争中战胜炎帝和蚩尤，各民族遂得以融合，黄帝也最终历史地成为“整个民族的同一个领袖”，他“十足地代表着当时民族的中心，并且领导民族更广大的进行民族生活，使得万世的子孙流传下来，所以黄帝不单是所谓汉人的祖先，也是满、蒙、回、藏……等同胞的祖先；而炎帝与蚩尤，也是大家的祖先。由此可以说：我们全中华民族，都是薰鬻、玁狁、畎夷、匈奴、东胡、鲜卑、突厥、氐羌……的子孙，而今日所谓汉满蒙回藏苗，根本就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57]在作者眼里，种族与民族似乎仍然是一回事，而拥有共同祖先的中国各族人不仅不能单独称为“民族”，甚至也不能单独构成“种族”。这里存在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以历史上最早的“民族中心人物”的典型代表，来解释黄帝祖先说，却是别有意味。
谈到“黄帝子孙”问题，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从中华民族整体观角度为之辩护的有趣说法，不妨一提。该说是一位叫陈子怡的人在《西北史地季刊》上发表的。陈氏认为，后世之人之所以都自称“黄帝子孙”，“此中亦有道理在”：一则它与生活于母系向父系（作者称之为“女系”和“男系”）社会过渡时期的黄帝本人有关，“男系之初，离开女族以后，未得确定国基时，亦只有流寇生活而已……黄帝者，男系中开首成就大业者也”，史称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奔西跑，“迁徙往来无常”，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斧山，且相传他又善“御女术”，故黄帝既在如此广阔的区域里四处留情，“必到处多有黄帝子孙，且其数无法稽考”。另外，“因人各有其身分，而黄帝之子，必多生于女系之后家，故自此之后，凡在中国得位者，皆黄帝子孙也。尔时男系中平民无姓，惟贵族有之，自然有姓者多是黄帝子孙。厥后贵族已衰，平民立姓，依附旧邑主为称，即某地之民，亦姓某也。因此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厥后又婚姻相通，血液混合；底是各姓皆含黄帝血液，而此说更无法否认矣”。[58]陈子怡的说法亦庄亦谐，夹杂荒谬，但倒也并不完全局限于血统立论，他实际上同时也看到了某种如今人王明珂所指明的那种后人热心“攀附”的现象和因素[59]。攀附，用今人的话来说，也就是一种主动认同的文化方式。
在陈子怡看来，“现在共认之中华民族，祗是文化上之一名词。若加以分析，某是中华民族正系，某是中华民族别支，真所谓一塌糊涂，无法清理矣。现在所谓中华民族者，祗有说凡祖居中国境内者，皆中华民族也，因血液上既不能分别，祗有混而一之耳”。那么既然中国人血液如此混乱，又如何要称其都是“黄帝子孙”呢？陈子怡的回答是：“此正可以称黄帝之裔也。天下无论何民族，决无同姓自婚，以保持其纯粹血液，能得优生结果，永久竞得生存者也。依此定律，进步之女系民族，血液上祗有女族之半，男系亦然。故混合愈甚者，改良进步亦愈速……故凡优秀之民族，血液无不混合者。至混合后之优种，称为男族之裔可，称为女族之裔亦可。此则任人类意识上自记之耳。中华民族与他族混合后而大加改进，以成今日之东亚大民族，而史籍所传，惟记其始祖为黄帝，且有汉族文化以维护之，而永保其黄帝之裔之局面。今者不称黄帝之裔，将谁称耶？”[60]陈子怡的这种解释，或可概括为中华民族的血缘早已混杂难辨，黄帝子孙说，不过是因历史文化记忆和既有延续性认同而加以追认的自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