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说：“人群的组织，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现在的汉满蒙回藏各族，就是由同源于一个始祖的家族，而析离孽乳婚姻互通结成的几个宗族。现在的中华民族，就是由这几个宗族组织成的民族。以往国父虽是对国内的各“宗族”曾称之为“民族”，但他对于中华民族就称之为“国族”……但在两个场合的用语比较上，宗族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族，在习惯应用上，“中华国族”究不若“中华民族”来得普遍明了，在民族的构成上，称各“宗族”以“民族”，不若称各“民族”为“宗族”来得恰贴符合。其命名虽有不同，而领袖和国父对于中国民族构成的根本看法，还是一贯的。不过这个“宗族”名称的建设，使国内各宗族，都能直觉的明了他们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同一血统的一个宗支，有共同的命运，这于民族团结上，将会收到莫大的效益，并可免“民族”二字的误用，尤其可以免去帝国主义者对于各宗族挑拨分化的口实。[81]
黄奋生的此种“宗族论”解释，大概真正符合蒋介石本人及其高参们在改“民族”为“宗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意图。当时，公开赞成这种“宗族论”的学者，实大有人在。如著名学者罗家伦，民族学者俞剑华、岑家梧，边疆教育研究者曹树勋，语言学者罗常培，民俗学者陈国钧，历史学者金毓黻、姚薇元，教育学者汪通祺等，都明确表示过对蒋氏“宗族论”的认可、欣赏乃至赞佩。[82]如罗家伦在《新民族观》一书中，就表示：蒋介石“特别提出‘宗族’一个名词，也极为精当而切于事实”；认为“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最好说是宗族问题，实在比较单纯”。[83]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则干脆以“宗族论”为基础展开全书。岑家梧此前遇到这一类名词时，虽一般用“种族”，但总觉还是无所适从。直到蒋介石提出“宗族”一词时，他感到“这个问题，才得到正确的解决”，认为用“宗族”统称中华民族以内的各族，比较“民族”“种族”“部族”等任何一种名词“都要恰当”，也“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的同一性，最能道出中华民族演进的史实”。[84]金毓黻也认为，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概称中华民族的五六个大族为宗族，而不称他为种族，为民族，这是十二分妥当的一个名辞”。因为他向来主张“中华民族一元论”，认定各民族同出一源，为同一种族而不是不同种族。只有将各民族称为“宗族”，才能“明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分支，或为其一部”，“凡言同一民族内各宗族，仍含有大部分血缘相同的意味在内”。[85]
概言之，上述诸人之所以欣赏蒋的“宗族论”，除了认为它“解决”了大民族套小民族的矛盾问题之外，还在于它协调或理顺了与流行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说之间的关系问题。
应当承认，抗战中后期，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力图摆脱“民族套民族”的外在“逻辑”矛盾，急切否认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子族的“民族”身份，以实现团结抗战和一体凝聚的那样一种“中华民族”整体认同，虽直接、间接地体现了蒋介石政府的政治意志和文化高压的影响，但也确实成为那一时代应对时局、寻找民族和国家出路的不容忽略的民族文化思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