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不愿或避免称少数民族和汉族为“民族”，以免与整体的“中华民族”发生矛盾，并非是1940年前后蒋介石一个人的意向，而是国统区不少人共同的关切，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一度几乎占据了国民党和国统区舆论的主导地位。前文我们曾提到汪少伦的“支族说”，顾颉刚等人的“种族说”，以及《我们的国族》一书里的“部族说”，等等，都在在体现了这一关切。蒋介石的“宗族说”，似乎很想在这方面，再大胆地向前迈进一步。这在他本人，也未尝不是对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思想的长久体会和反思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何以此时有此民族理论“创造”的冲动？这应当与1942年前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和蒋本人国际国内威望的提升都不无关系。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归诚”，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挑战，等等，都使得此时的蒋介石既有信心又急于对“中国向何处去”等抗战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系统看法。何况“民族”问题还是其治理新疆正面临的紧迫的实践需要，自然不能加以回避。不过，蒋氏对自己理论创造的实践价值之自我期许，显然还是有些过高了。
图4-5 《中国之命运》中正书局1943年版，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集中表达了蒋介石以“宗族论”为特色的“中华民族”观
蒋介石的“宗族论”抛出之后，特别是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书对“宗族论”予以更系统阐发之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广为宣传，有的吹捧其为“精确的南针”“光明的灯塔”；有的认为其“以‘宗族’替代‘民族’含有深切的意义，这在三民主义的理论上是一个新发展”，称赞其有审时度势的思想智慧和敢于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因为以“宗族”代替“民族”，“不仅表示事实发展的趋势，并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各族国民已经结为一体，“我们亦何必拘泥于若干形式的不同，而尚保持民族的畛域，授敌人或汉奸以分化与离间的机会呢？”[79]更有人为蒋氏的思想做全面阐释，称赞其已构成为“新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这里，我们不妨以当时的边疆问题研究专家黄奋生的《“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一文为例，来看看这些赞同蒋介石观点的人，当时究竟如何言说。以往，我们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史研究者们，大多都不厌其详地谈到中共等方面的批判意见，而对于被批判方意见的揭示，诚不免过于忽略了。
黄奋生（1904—1960），江苏沛县人。曾长期担任《蒙藏周报》《蒙藏旬刊》编辑和主编，还曾担任过九世班禅行辕秘书。1941年，他与顾颉刚、马鹤天等创办中国边疆学会，致力于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曾著有《蒙藏状况》《蒙藏新志》《边疆政教之研究》等[80]。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黄奋生著文《“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称赞该书“为抗战建国之宝典，博大精深，其影响中国之前途，将无可限量”，认为该书的第一章“将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各宗族文化的交融，生活的互依，命运的共同都有扼要正确的指示，提出了新民族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奠定了新民族政策的坚固基础”。文章专门有一节为“‘宗族’的正名”，强调中国的“五族一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种族上的。中国的各族人民都是黄帝子孙。藏族也不例外。他说，藏族在古时代叫羌，《旧汉书》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路史》谓：“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自立，僭称炎帝。”蚩尤为九黎之君，黎就是苗，“是知藏族乃炎帝之后代。姜羌藏为一音之转，黄帝为少典之后，与炎帝神农氏同族，世称‘炎黄之胄’，即指此义，因此我们可以说藏族也是黄帝的子孙”。
黄奋生由此认定，蒋介石“建立这个‘宗族’的名称以代替以往国内各‘民族’的称呼，就是为正本清源，为切合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要素”。他写道：
